语文辞书编纂的显性原则和隐性原则

语文辞书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体例,把语言中的词汇加以集中、有序展现,以达到备查、规范的目的.词汇是开放的,具有生成性,词汇语义理论是辞书编纂的理论基础.辞书编纂时既要遵循辞书本身的结构规律和系统性这一显性原则,还要遵循词汇的结构规律和系统性这一隐性原则,以使收词、释义科学合理,防止片面和缺失.隐性原则是深层次的,是决定性的,显性原则是浅层次的,对隐性原则有重要的提示作用.显性原则和隐性原则相得益彰,理应成为辞书编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     

略论宋代笔记词汇研究的辞书编纂价值

宋代笔记的词汇研究,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新词汇、新意义,增补释词的宋代例证,更正辞书释义失误,使辞书词条设置更科学、更合理,从而提高汉语大型辞书编纂的质量和水平。这里从修订《汉语大词典》的角度,结合以上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宋代笔记语言研究的辞书编纂价值。     

论黎锦熙《中国大辞典》的编纂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黎锦熙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辞书学理论与编纂实践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主持并参与编纂辞书的过程中,黎锦熙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理论,他的辞书学理论引导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字典与辞书的产生与发展;他的辞书编纂理论反映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揭示了语言的系统性,体现了辞书编纂体例的创新。这些先进的辞书编纂理论为后来的辞书编纂及辞书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通用汉字规范笔顺进一步完善

现代汉语通用字规范笔顺完善工作通报会于1996年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汉字研究界、汉字教学界、汉字信息处理界、出版印刷界、辞书编纂界及书法界等领域的11位专家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听取了国家语委中文信息司关于现代汉语通用字规范笔顺完善工作的报告,审阅了《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跟随表》。     

词义学与词典学研究的新成果——读《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

苏宝荣教授所著《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一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词义研究与语文辞书释义”的终期成果。该书注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汉语词汇理论研究与汉语辞书编纂理论研究上均有新的开拓,体现了近年来汉语词义学与词典学研究的新成果。一选题有明显针对性。当前语文辞书编纂颇多,却欠规范,词汇、词义理论研究亦嫌滞后。有人还主张词汇研究与词书编纂研究分离,尤难免影响对辞书编纂的理论指导。这些无疑是词义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开展词汇理论研…     

巢峰辞书编辑思想述略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由巢峰为代表的辞书编纂前辈身上所体现的“辞海精神”说开去,寻绎辞书规划和辞书编纂学进展,辨析辞书强国建设路径,用创新担当的使命意识和科学研究的缜密举措,培育原创精品,创造辞书理想未来。     

论早期道经与大型辞书编纂

汉魏南北朝道教在发展中积累的早期道经，其用语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发展变化的某些事实，大型辞书如《汉语大词典》在编纂时已多有利用。但早期道经保存混杂，大多缺乏整理，辞书对道经的零星利用中，尚存立目时采用词形有误、释义欠妥、引例可商等未善之处。在大型辞书编纂时应充分利用道经文献的整理本、在引例时详加考察，以更有效地利用早期道经。     

日文汉字在汉语辞书中的有关问题

日文汉字在汉语辞书中时有见录,但注音释义、解字引例,各类辞书均存有不同缺憾。列举若干商补之处,吁请文字学界、辞书界予以关注。     

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

近代中文法律新名词多从日语翻译而来,且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其辗转形成的轨迹是西方法律词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法律辞书编纂之于现代汉语法律译名的形成及变迁的意义在于,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法律辞书是法律译名在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证明。研究近代史上法律辞书编纂、法律译名的中国化及新旧法律名词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消解今日辞书中法律译名的不统一和失范问题,仍具借鉴价值。     

虽暇不掩瑜 亦勿忘修疵──简评中国回族两部大型辞书之不足

虽暇不掩瑜亦勿忘修疵──简评中国回族两部大型辞书之不足王霞由宁夏大学主持编纂，杨惠云担任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主持编纂，邱树森担任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     

古代汉字形体歧异现象的处理——兼对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某些注释商兑

本文以王力主编的教材《古代汉语》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的注释中值得商榷之处为例，说明对古文中经常出现的汉字形体歧异的现象，在进行注解或编纂辞书时应注意结合具体汉字的产生历史、形体结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加以较全面的考察，才能尽可能稳妥地把各类性质不同的古书汉字形体歧异现象区别开来，并给以准确的解释和说明。     

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

词目是辞书中被解释的对象,明清俗语辞书收录词目的特点一是“字”、“词”、“语”兼收,二是“词”“语”为主,“词”占重头.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认为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现象不能简单地判为不足.     

《汉语大词典》同义复词条目补正

同义复词是汉语复合词的一个类别 ,辞书编纂中应该特别加以重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汉语大词典》在处理同义复词条目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从词语失收及书证两个列举数例加以补充 ,以供辞书编纂者和使用者参考     

试论《汉语大词典》释义的特点

试论《汉语大词典》释义的特点赵应铎我国汉语辞书的编纂有悠久的传统，但是历史上只有字书，而没有现代意义的词典。现代出版的一些词典，有的只收古词，有的只收今词，没有一本能称得起汉语词语总汇那样性质的词典。《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出版，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在我...     

廿载辞书缘未了 白头犹著考订书——喜读田忠侠教授《辞源通考》

《辞源》是我国近现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大型辞书,其权威性令人高山仰止,但偏偏有人敢于从中挑错,找出了七千余条失误与瑕疵,并编纂成书,很是令人惊叹不已!这就是田忠侠教授的《辞源通考》。《辞源》的编纂始于1908年,此后几经修订,愈臻完善。尤其是1979—1983年修订本,以其体例、考据、释义等方面独具的特色,独树一帜,饮誉中外。作为我国辞书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它几乎已成为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人手一册的工具书,可见其影响之大。当然,《辞源》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某些失误与瑕疵自然在所难免。这是因为其卷帙浩繁,兼顾难周,成于众手,标准不尽…     

英语中汉语借词的语义特征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英语中汉语借词的语义特征,阐明汉语借词对跨文化交际及辞书编纂的重要影响。     

辞书条目结构分类区别标志

关于辞书分类体系问题的论述其过于原苏联学者A·M·蔡文的一段精辟论述。他说:“不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深层的及有发展前途的分类体系,就不可能对某一知识领域的对象进行描写,对比,并使其系统化。这里“包罗万象”指的是能包括该领域的全部对象:“深层”指的是分类的多层次性;“有发展前途”指的是能够灵活地反映原则上新的对象的出现。”多么英明的高见,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许多。黄建华先生在他所著的《词典论》中把辞书的结构分之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并解释道:“微观结构指的是具体条目中经过系统安排的全部信息。”我实在未能鼓起勇气借用黄先生之称谓。因为,本文从来涉及到它的对文面宏观结构。不管叫微观结构也好,还是称条目结构也罢,都是指编纂辞书的基本单位。也有人称它为:辞书这个数据库中的一个模块。那么,辞书条目结构分类区别标     

《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举隅及大型词典编纂的思考

《汉语大词典》中存在不少书证滞后的情况,其中有些义项的书证滞后一两个朝代,有些则更长.辞书编纂质量的提高与当前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大型语文词典编纂中,应充分利用最新的文献发掘整理成果和最新的训诂学等学术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大型权威的电子文献检索软件和大型综合语料库的建设成果,同时,还应不断提高编纂者对编纂体例和编纂要求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书证滞后等编纂问题.     

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的文化信息处理

文本中存在着大量承栽文化信息的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翻译界的“归化”与“异化”、“忠实”与“叛逆”争论不休,使得这些符号的翻译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而拟定的翻译标准,对文化信息符号的翻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辞书语体中"把NV趋"结构的语义格分析

辞书语体中＂把NV趋＂结构在语义上一般不出现施事格,这是因为辞书中对词条的诠释更多的是解说动作的过程而不强调施事的状况。辞书语体中＂把NV趋＂结构中出现情景语义格的比率远远高于政论语体和文学语体,这是因为辞书在诠释词条时力求表述的严谨、准确。当＂把NV趋＂结构中出现情景语义格时,其原型语序表现为＂工具类格＂一般出现在＂把＂字之前,而＂处所格＂出现在＂把＂字之后,这符合认知语言学的序列相似性原则;但原型语序只是一种优先序列,语用目的会对其位序产生重要的影响,现实语序和原型语序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