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文化再生产与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自布劳-邓肯模型建立以后,教育一直被当做获取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变量.文章采用2011年CSS的相关调查数据,着重讨论了教育对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作用力大小.通过考察教育对人们经济地位、职业地位和城乡地位的影响,发现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无太大的相关性,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首要因素还是勤奋与个人的努力状况;与职业地位密切相关的中高级别技术工作却与教育密切相关,只有接受了较高层次的教育,从事技术性工作的概率才会高一些;从城乡角度来看,国家较为公平的高考制度使更多的农村学生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考上大学从而流向城市.在目前我国社会阶层还未固化的前提下,教育仍然是个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平等有长期影响。通过使用CGSS 2015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并辅以工具变量,重点探讨母亲职业地位对其子女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发现母亲职业地位正向影响子女教育获得而且性别差异缩小,这种影响独立于家庭中父亲职业地位。重新对样本进行筛选并变换子代教育水平测度方式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母亲职业地位对教育性别差异的改善仅存在于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等级较高的家庭组别,在较低的家庭组别未见显著性影响。家庭背景中母亲职业发展因素对教育再生产以及女性教育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子代教育优势累积以及减轻子代教育性别不平等。     

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3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安徽省3市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均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越大,更容易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职业发展在年龄模式上呈现出"U形"分布特征,25~44岁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反而不太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流动经历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适度的职业流动经历会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但过多的流动经历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迁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反映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采用CSS2019调查数据,分析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性别差异,并与之前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2001年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同样受到社会制度、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竞争上越来越多地拥有同等的机会,与男性共同竞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教育等其他变量后,认知能力中,数学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非认知能力中,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能显著提升个体的职业地位。此外,在决定劳动者职业地位的作用上,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具有独立性,但认知能力所起到的作用略高于非认知能力。以上研究结论为促进劳动者职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女性学进入高校教育主流

女性学进入高校教育主流，就是指女性学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具有同等地位，同样的学术价值。普通高校女性学教育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性别平等教育，以及在社会科学各专业教学融入或渗透性别意识。性别平等教育应伴随大学生人生社会化全过程，性别平等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思想素质与“德”的基本要求，性别教育将唤起女大学生自立自强意识。     

大学生对职业的评价及分析

从2002年在厦门大学学生中调查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大学生的职业声望评价与其他一些职业声望的调查数据有着较高的一致性。决定职业声望高低的因素包括教育、收入、权力和社会关系资源四个方面,与职业声望高度相关的不仅有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权力地位,还有社会关系资源。现阶段一些职业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位相悖现象,即一些职业虽然声望分数较高,但在权力、收入或关系资源方面的评价较低;另一些职业虽然收入较高或权力较大,但职业声望分数却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性别差异:地位获得中的非制度机制

利用来源于干部职业群体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及其使用进行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在干部职业群体中,两性的社会网络资源并无本质差异,但职业地位的获得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了社会网络资源;不同性别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其中社会网络因素对于男性干部职位升迁发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女性干部的职位升迁无明显作用.     

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保定市失业者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调查

根据韦伯职业分层的三个标准,认为再就业经济地位(收入)是衡量失业者再就业职业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对保定市300名失业者的实证研究,着重考察了失业者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集中在嵌入的网络资源)对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却出现"失灵"现象.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保定市在正式制度"缺位"的社会结构转型期须重视社会资本对再就业经济地位的效用与局限性、应进行正式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加强再就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更新.     

论外国人私法地位承认的必然性

所谓外国人的私法地位 ,在本质上即外国人在内国的法律人格及其私权享有的存在状态。对外国人私法地位的承认 ,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制度与理论问题 ,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私法的基础并决定着国际私法的价值与发展。本文对外国人私法地位承认的必然性作了自然理性基础、财产分配基础、社会存在基础和利益需求基础四个方面的法哲学探讨。     

政治认知视角下的妇女政治地位分析——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山西数据为依据

妇女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妇女的政治认知水平深刻影响着妇女的政治判断、政治目标以及政治方式,直接决定了妇女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最终会决定妇女政治地位的高低。目前,影响山西妇女政治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城乡差异、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性别意识等。为此,应全方位夯实女性经济实力,保证认知基础;多渠道提升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认知素质;逐步树立全社会的性别意识,创造认知环境;切实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认知总体水平。     

农民身份转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分析

农民身份转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队伍 ,数亿农民的身份转化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首先 ,农民身份转化为提高中国政治的制度化水平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其次 ,农民身份转化将提升中国政治的民主化程度 ;再次 ,农民身份转化将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持久稳定     

恢复专门用途英语学科地位学理研究

专门用途英语有无学科地位是关系到专门用途英语在中国高校能否立足和发展的关键。从学理上分析,专门用途英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确定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学科共同体和出版刊物以及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学主体。但是,只有学理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往往还是被认为没有学科地位。因此,中国的专门用途英语必须为具备自己的法律依据而做出努力。     

国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国外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笔者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弱.样本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越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样本,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主观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构成以及样本的性别分布会影响二者之间的相关.为此,文章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需要理论解释.     

刑法中身份的概念与特征辨正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刑法中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个人人身方面的客观要素。它具体包括行为人的身份、刑事被害人的身份和行为对象人的身份三种,其中后二者是交叉关系。在这些身份中,既包括刑法明文规定的身份,也包括虽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却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身份;既包括自然人的身份,也包括单位的身份。刑法中的身份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即客观人身性、有效性、针对性、相对性和先在性。     

彝族女童社会化进程中的传统性别文化影响浅析

在彝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性别文化。彝族性别文化以婚姻制度为主要内容,并在财产分配、劳作文化中反映了女性的地位、权利、行为等。长期以来,家庭教育作为彝族女童社会化的主要方式,按照社会规定的传统性别角色来塑造女性。解放后,学校教育才在彝区兴盛起来,而接受完整学校教育的女童一直很少。传统性别文化制约着今天彝族女童的社会化进程。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

使用教育部直属A大学的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以1 107名大一新生为被试,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重点考察学生高中阶段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2)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父母参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独生状况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参与对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经济发展与村民投票参与 ——来自民政部全国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民政部全国村民自治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对我国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参与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家庭在村中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内部政治效能越强,村民越会参与投票;除了初中文化水平的村民投票概率高些之外,小学以下、小学、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村民在投票参与概率上无差别。第二,家庭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对投票概率的影响随着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第三,家庭经济地位、教育对投票参与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第四,基层政府选举干预不仅降低村的整体投票率,而且还使得家庭经济地位、内部政治效能对个人投票概率的积极影响不复存在,但却提高了高文化水平村民的投票概率。     

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变迁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

使用2008年CGSS调查数据,通过对"职业获得模型"的改进分析了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依据生命历程理论中"时间"的三个维度,发现在"历史时间"的影响下女性职业地位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并在"社会时间"作用下出现分化。职业发展历程具有浓厚的"社会性色彩",从另一个视角诠释了人口转变理论,将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