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评议

戊戌时期，章太炎通过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深刻思考，提出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变法主张。过去，史学界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仅仅当作康有为思想的一个翻版来看待，‘’‘这种看法有不妥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一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一个最重要变法主张，即是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政体制为参照系，在中国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专制政体的全新的君宪政体。民权、议院、宪政，是他们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3。然而，作为维新派健将之一的章太炎，其变法思想体系的构建，却首先…     

戊戌时期科技新信息的传入及其影响

在１９世纪中晚期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维新派出于变法救亡的需要，其宣传重点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而后人对他们的西学观念的研究重点也集中于此。于是，提及维新派对西学的传播，似乎除了自由、民权、进化论别无他物，似乎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趣，反不如洋务派大。这是一种十足的误解。维新派由于对西学的整体把握，使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解，远比洋务派深刻，兴趣也更为广泛。学术界有关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仍有助于理解上述论点；所缺者是未曾注意到戊戌时期报刊对世界最新科技信息的报道，这些报道反映了维新派和其他有识之…     

论维新时期康有为的西方富强观

维新时期康有为对西方国家何以富强的时代课题作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上清帝第一书阶段揭示中西强弱之别的原因在于势俗之异，触及比较深层的思想内容；公车上书阶段全面系统总结概括西方富强之道，使之与维新派变法要求融为一体；戊戌年阶段着重阐明日本变政经验，主张以直接学习日本代替直接学习西方。三个阶段的认识构成一套建设近代化富强国家的完整设想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２７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坟研讨会”，这是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举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杜、《近代史研究》杂志...     

重评康梁维新派──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以往认定康梁维新派在戊戊政变后由进步、先进转向保守、落后，主要是立据于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此时康梁维新派在实践行动上成立保皇会，武装勤王；二是在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于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南海两市举行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经过对这两大事实的讨论和辩析，认为这一定论是有失偏颇的。关于“保皇”问题c与会者指出，以往认为康梁维新派成立保皇会进行武装勤王，是维护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是康有为等人对光绪报思的行为，这只看到事实的表象，而没有抓住本质。第…     

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运作与思想启蒙

清末维新派思想启蒙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舆论宣传阵地（即文化产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自己的社会变革思想，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探讨文化产业在确定其阶级属性及塑造其历史地位中的巨大作用。即维新派的资产阶级属性主要是在兴办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形成的；维新派由于自觉地借助于文化产业运作的方式宣传其思想主张，才使其影响随着报刊书籍在全国的传播和扩散而流布四方，不仅掀起了戊戌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而且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戊戌维新叙述的建立：《戊戌政变记》的成书、传播与接受

与政治斗争的胜利者通常掌握著史话语权不同的是,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主要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失败者一方建立。政变发生以后,新政事业迅速凋零,面对英国、日本方面对维新运动败于过激的批评,以及出于争取海外华侨支持的政治需要,流亡中的梁启超以“局内人”身份,借助《戊戌政变记》的论述和报刊舆论的力量,对变法做了最初的总结,建构起维新视角下的戊戌叙事体系,虽非信史,却成为后世史学论述的蓝本。通过报刊、档案、日记、年谱、回忆录等材料,返回历史现场,考索《戊戌政变记》的编写背景、成书经过、社会传播与阅读接受,进而探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流亡期间的政治立场、思想脉络与现实诉求,从中梳理戊戌维新历史叙述的建构历程,可展现戊戌神话背后的时代细节与文化图景。     

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烜稿本《留庵日钞》

唐烜<留庵日钞>以戊戌年最为精彩纷呈,轰轰烈烈的京师百日维新,对这位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邢部官员,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从而使他在日记中留下了生动的记载,由此可以说明康有为是变法运动无可予议的领导者;对变法重要人物王照的活动也有翔实的记载;最为珍贵的是其中关于维新派"招外兵,劫大内"发动戊戌改变的最早私人记载.     

浅谈袁世凯叛变与戊戌政变之关系

戊戌政变时袁世凯确实出卖了维新派,把维新派的计划告诉了荣禄,但这并不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只是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戊戌维新派的“学会”思想探析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组织的戊戌学会担负着社会学术和社会政治双重功能。它的产生 ,既是清末社会现实实践需要 ,也是受近代西方文明启示的结果 ,当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定影响。从性质和作用上分析 ,戊戌学会既是 1 9世纪末抵抗西方列强侵略活动和改造中国政治运动的制度性工具 ,也是 1 9世纪末中国基本学术思想、一般生活方式或社会风俗的革新改良运动的制度性工具。     

论维新派“保救光绪”的目的

维新派保皇的实质目的既非报恩，更非护满，而是维护自身根本的政治利益。起初欲坚决反击慈禧后党集团的政变，通过使光绪复位而重建维新运动的业绩，继续推进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继而突破“君权变法”政治模式的束缚，决意推翻慈禧后党集团掌权的清朝政府，建立一个完全由维新派主持的新政权。最后则变为反对革命排满，主张实行立宪。反对革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臣清扶满。总的来看，维新派保皇的目的不无积极意义。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论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

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其实质便是革命代替改良。戊戌时期,维新派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戊戌六君子”事变后,革命与改良日趋分野,革命成为新的文化主题。在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的共同声音背后,各派在具体道路选择上形态各异。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变法、君主立宪作为既定的目标,孙中山则把自由、平等、博爱写上共和的旗帜。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从改良到革命的嬗替历程。     

张元济维新思想述评

张元济(1867-1959年)在戊戌期间,积极参加了戊戌变法活动,受到维新派的支持和帮助,得到支持变法的帝党派的信任和保荐,曾被光绪皇帝召见过。“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随着百日维新运动的发展,张元济经过认真的思考,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和八月初三日,迭上封奏,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总纲五条,细目四十项,“仰求宸衷独断”,“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根据张元济的封奏和其他资料,结合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言行,本文试图论述张元济的戊戌变法维新思想,以就教于史学界。     

戊戌维新派的民众观

戊戌维新派在探索挽救民族危机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对民众的价值作了新的估量和认定.维新派提出新的民的概念,对民众与国家盛衰的关系等都作出了新的阐释.在这方面,维新派对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做出的思想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戊戌维新中的光绪帝

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光绪帝载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在民族矛盾加深之际力主变法图强的爱国行动得到充分肯定,他支持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性也得到承认。但对其“政治身分”,看法却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他是维新派,也有人说他属洋务派。对此,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戊戌维新派认识、抉择西方文化的几个特点

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是 19世纪 90年代先进中国人寻求富强之路的一次尝试 ,代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同时 ,它又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出现的 ,带有明确的现实性。戊戌维新派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化的成果 ,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较为广泛、深入 ;并且由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所限 ,又具有复杂的矛盾性     

论维新派对列强的矛盾态度

论维新派对列强的矛盾态度宋德华如何对待列强，是近代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时刻面临的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正值瓜分狂潮骤起之际，这一课题显得更加紧迫突出。以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为职志的维新派，一方面对列强的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痛心疾首，另一方...     

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

维新派目录学是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但维新变法的失败并未使它走向式微，恰恰相反，戊戌变法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之一，便是维新派目录学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一个深入人心且声势浩大的流派，深刻影响着世纪之交的整整一代中国人。从1895年起，为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及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健将开始了对新学书、西学书的编目、评介、推荐工作。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中外纪闻》于1895年8月在北京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每期必撰文鼓吹维新，介绍西学。次年8厅，黄遵宪、汪康…     

试论戊戌维新派的社会公平观

戊戌维新派的社会公平观是在晚清社会巨变、原有秩序失衡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背景下产生的。戊戌维新派认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主要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实现人人权利平等,二是社会财富平均分配。他们的这一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其在一定程度上仅停留在理想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