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的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相结合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二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学习艾思奇的忠诚

艾思奇同志他的一生处处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严肃、认真和忠诚的精神。 这种忠诚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把哲学作为自己献身革命的锐利武器。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史上,凡是真正在哲学上作出贡献,可以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大凡都是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在推动时代前进的斗争中,把哲学作为武器来拼搏的结果。资     

忆艾思奇同志

时间要回溯到一九二七年,在日本东京近郊大岗山,我们几个云南籍的留日学生等待着一个从家乡来的新留学生。他来了。他个子不高,宽额下一双大眼睛闪亮。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当他和我们握手时,操着浓重的昆明腔:“您家请好好的?”身在异国听到乡音,格外亲切。经过自我介绍知道他名叫李生萱,这是我和艾思奇同志的第一次见面。不过艾思奇这个名字是七年后牠发表著名的《大众哲学》时用的。此后,除了熟悉的老友外,很少有人再喊他的本名了。日本的樱花,和那樱花映辉时的富士山是非常迷人的,不夜的“银座”也近在咫尺;但这一切对十七岁的艾思奇难以动心。他到东京后,整日坐在“榻榻米”上用功,     

怀念艾思奇同志

艾思奇同志逝世已有十四周年了。我怀念艾思奇同志,这不仅因为我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与艾思奇同志有过直接的工作联系,我们之间建立了战斗的友谊;更主要的是因为艾思奇同志生前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特别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陈伯达等人污蔑“艾教员是九品官”,诬说艾思奇“是阎王殿里的人”,使他受尽了种种压抑,甚至在他逝世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连广大工农大众读者要求再版他的遗著;也遭     

忆艾思奇同志

我第一次知道艾思奇同志的名字,是在一九四九年。当时我还是个青年,正在常州师范学校读书。那时,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争读《大众哲学》,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从《大众哲学》这本书和思奇同志写的其它文章里,不仅得到了许多哲学知识和其它知识,而且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我没有读到师范毕业,于一九四九年冬天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革命斗争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大众哲学》中所讲的哲学道理的重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一九五四年春,组织上把我从中央公安部门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工作。真是     

艾思奇主要著译年谱

(一九三八年——一九四八年)艾思奇到延安以后,曾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克思列宁学院任教,并参加延安新哲学会、边区文委、文抗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央文委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解放日报》副刊部长、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在此期间,艾思奇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特别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成绩日见卓著,为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八年(二十八岁)     

怀念老师艾思奇同志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急切地阅读着凝结了艾思奇同志心血的文章,一幕幕往事,又勾起了我无穷的怀念.艾思奇同志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梁品青是一九二三年的老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黄浦军校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从事文化、     

艾思奇主要著译年谱

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给我国哲学界提供了解和研究艾思奇同志生平及其学术思想的资料,作者在参与《艾思奇文集》选编的基础上,写成这份《艾思奇主要著译年谱》。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由于艾思奇同志很长时期从事党的理论教学工作,讲课稿在其遗著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这一部分遗产是研究艾思奇同志著述不可缺少的内容,限于未曾公开发表,在这个主要著译年谱中暂不收录。这里所收录的,均已公开发表过,并按著译公开发表时间先后,分为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等几个部分。本期先刊上海时期这一部分,其他部分将继续在本刊连载。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运用中的重大课题。艾思奇是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围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主题,紧扣我们党理论创新发展的主线,在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举办的首次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对艾思奇的思想理论、学术成果、历史贡献,以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的当代启示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研究会的成立和相关学术研讨活动的持续开展,将有助于推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延安时期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探析——兼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延安时期,艾思奇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哲学交往和思想交流。在交往中,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哲学活动和哲学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艾思奇启迪毛泽东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课题,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律师会见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 ,律师会见权从主体、客体、内容、目的、功能及价值意义等要素彰显了一种理性蕴涵。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 ,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 ,使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挥 ,并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 ,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 ,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哲学与人民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在我国率先开辟了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 ,并对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进行了初步探索 ,做出了重要贡献。《大众哲学》所体现的开拓创新精神 ,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探索哲学如何与时俱进 ,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析

艾思奇提出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从哲学角度全面把握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他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必要性和可能性、实现路径,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通俗化的关系。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具有系统性、实践性、开放性等鲜明特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学理和方法论上的基础,对于当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战略任务。在我党历史上,艾思奇同志是最早的先行者之一。本文从新的角度全面分析和论述了艾思奇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时代与理论背景、主要贡献及其心路历程,揭示了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哲学工作者要发扬艾思奇同志的精神

《艾思奇文集》出版是哲学界的大事。 第一、《文集》记载了艾思奇同志从事哲学活动的一生,他的一生,都是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战斗。     

徐志摩与郭沫若的一次碰撞

本文疏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小小的公案:一场发生在徐志摩与郭沫若之间的由"眼泪"引发的笔墨官司。通过对留学背景、人格气质、艺术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分析,揭示了这场冲突的必然性及其深刻的根源。     

艾思奇早期思想的三种生命姿态

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对艾思奇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艾思奇早期思想的来源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其早期思想是源于时代精神和社会历史事件中蕴藏着的价值诉求.纵观艾思奇早期活动及其理论成果就会发现,他既是"革命之子",也是"五四之子",还是"启蒙之子".这3种精神共同构成了他早期的生命姿态和思想来源.     

艾思奇主要著译年谱(续)

三、在北京时期(一九四九年——一九六六年)解放后,马列学院迁入北京,文思奇一直在这所党的最高学府(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在这里,他曾担任过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并且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艾思奇为党的理论教育事业、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繁荣,沤心沥血,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九四九年(三十九岁)解放初期,各地展开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迫切需要深入浅出的辅导读物。年初,艾思奇写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这门课程,他曾在全国总工会和人民广播电台作过讲座,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充实提高,并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五年,经作者进行大的修改后,北京三联书店以《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书名印行。     

李达、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路比较

作为我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的杰出代表,李达、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推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他们二人在文本研究的视角、话语体系转换的方式、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和道路演进的形态等方面风格各异、特点鲜明。深入对比分析李达、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路特征,对于今天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思想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参加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许多次论争,为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延安时期,他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口号,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促进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