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范围及规范设计

现代社会所讨论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思潮,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关于公司和作为其受托人的管理者,是只对股东承担责任还是要对公司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承担责任的论战。中外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表述实质上都可以归纳为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上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当中的一部分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且法律层面上的公司社会责任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规范设计应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法律规范中应运用倡导性、任意性和强行性三种规范类型。     

《三字经》英译的专业规范研究

《三字经》贵为我国古代教育的经典诗歌,其英译本从晚清至今层出不穷,但国内针对其英译的研究寥寥可数,且局限在对译本质量的评判上,忽略了社会文化等文本外部因素对译文的制约。而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规范从社会层面研究翻译,打破了从译本角度思考的局限,对《三字经》英译研究极具指导意义。在翻译规范理论框架下,综合运用描写、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三字经》四个英译本的专业规范进行研究发现,《三字经》的四个英译本受到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了与各自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相符的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规范视角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从规范与事实两个层面阐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以往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事实层面的描述,本文则试图立足规范视角对哈贝马斯这一思想进行解读。在规范层面,哈贝马斯一方面分析了影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公共领域的规范潜能;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挖掘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身的规范潜能,进而以此为契机批判现代社会,以之为基础构建理想社会。     

儒家道德先验建构尝试的诉求——以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误读为例

牟宗三对道德问题的处理包含两个严重的失误。失误之一是从先天规范的逻辑意义来理解道德的本质,这归根结底与牟宗三对西方近代哲学的信念不加批判地接受有关。伽利略和笛卡尔引导的对自然世界和科学的数学化理解,根本上使客观性信念成为近代思维不言而喻的原则,数学-逻辑真理对认识论的主观性克服,导致了对科学知识和道德的逻辑的解释,作为这一主导性信念的结果就是对道德作先天规范的理解。失误之二是牟宗三将道德收缩到道德本心和个体自我完善的做法,看似解决了本体与功夫的统一性问题,但作为共同体的社会意义上的公共善完全被忽略了,道德的主体间性问题根本未得到重视。本文尝试提出另外一种观点,即作为先天规范的道德,其客观性和真理性必须回溯到主观的生活世界上,并从公共善的社会意义上理解道德问题的复杂性。     

试论学术规范建设

要建构学术规范,首先,必须围绕其内涵,从操作层面、实践层面与价值层面展开学风建设;其次,要力求以学术自由、匿名评审与学术批评为突破口,创造一个良好的建构学术规范的外在动力机制;最后,作为一种系统的规范建构,惩治失范行为是一种逻辑和现实的必要,可从诚信档案、舆论监督与法律制裁三方面进行。     

比较中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文化规范常模解析

对转型期人们行动背后普遍存在的基本社会文化规则进行解读和分析是具有时代迫切性的话题。在历史中选择和传承的社会文化规范维系着社会成员心理与行动的标准,也使各种社会文化呈现出特殊性。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经历着从传统与现代之间,血缘家庭到社会责任的转变;以及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经历着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当前中国面临着转型期文化规范常模的多重选择,需要在思想与心理的层面上完成社会和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常模构建。     

冷战后欧盟援非政策的调整——规范传播理论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第四个《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欧盟对非援助进入附加政治条件的新阶段,从单纯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全方面的援助,强迫非洲进行民主化改革,建立了规范传播式的援助机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援助政策的分析,从规范传播理论的视角研究欧盟冷战后对非援助的调整,总结欧盟的规范传播机制,并从规范传播条件这一理论层面分析欧盟在对非援助中规范传播的有效性。     

企业社会责任层次观及其法律制度的构建

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层次 .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在担责和立法现状方面都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考察国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立法情况及实践,我国应尽快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层次上构建和完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在构建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必须完整、严谨并强制执行,三个层面应分别侧重于企业自身的履行;政府的强制性规范;社会的宣传、引导和激励机制.     

从学术规范看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之路

近十多年来,一些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在反对学术腐败、建立学术规范方面作出了切实努力.对于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来说,学术规范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规范,或叫学术研究基本规范,其本质和精髓就是要求学术创新;二是具体的编辑规范.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可以在一定情况下适当"逾越"规范.     

论规范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规范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指定的一套行为规则和准则。规范总是体现了人们的需要、目的和愿望,规范总是同价值联系在一起,价值性是规范的重要特征。同时,规范又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服从和遵守,科学性是规范的又一重要特征。任何规范都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然而,在人的不同活动领域,其规范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表现程度是有侧重的,在科学技术领域,其规范的科学性程度要高于价值性,在人文社会领域,其规范的价值性程度要高于科学性。规范不仅因人的活动领域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也因其层次的不同而有别,根据规范自身的规范或制约程度,可以把规范划分为刚性规范、柔性规范和理想性规范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这三类规范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也有不尽相同的表现。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问题梳理及实践动向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环境标准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定位;二是作为具体的环境标准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及其实施方式;三是环境标准效力的具体法律实现。在这三个问题上,尽管学界达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但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的相关动向却展示出不同的趋势和取向。梳理这些差异,有助于深化对环境标准与环境法关系的认识,推动我国环境法治科学发展。     

从非正式规范到地方法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规范补充供给路径的嬗变

社会规范可以大致划分为由国家供给的法律规范和由社会自发产生的非正式规范,其中属于法律规范的国家法制在法律规范乃至整体社会规范供给中逐渐占据了垄断地位,并且该垄断集中于中央层面,但由于集中于中央的国家法制存在过于抽象、滞后等缺陷,有必要从其他途径进行规范和补充。非正式规范虽然得到一时青睐,但是乡土社会正在消失,中国现代社会逐渐失去非正式规范普遍发展的条件。而地方法制却既能弥补中央层面国家法制的缺陷,又同样身为法律规范,适合为转型社会丛生的外部性问题提供解决途径,如果经过实质性和程序性的完善,可以成为中国法制最为得力的补充。     

可变与不可变规范的区分及其学术意义——从语用与规范关系的对立观点说起

在语用是否必须恪守规范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对立观点。这两种观点都不无根据,因为事实上存在两类语言规范:可变规范和不可变规范。语码选择规范、语码组合规范接近于前者,语用原则规范接近于后者。区分可变与不可变规范有助于化解旷日持久、事倍功半的学术论争,同时有助于深化和拓展有关理论研究。     

论规范分析的三种实证方法

规范分析这种总的法学方法项下有价值实证、社会实证、规范实证三种具体的实证方法,各自发挥着充实法律的分析功能。价值实证表达着法律的合法与非法问题,在法律规范中、在判例中寻求价值因素对法律的影响。社会实证关注的是法律的调整与效果问题,是规范分析方法中的事实之维。规范分析方法中的规范实证所要解决的是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表达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为规范分析方法中的技术之维。     

司法调解中民间规范作用的社会心理机制

司法调解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民间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建立了沟通的平台,有助于法官把握案情、拟定调解方案以及促进调解协议的履行。民间规范的这些作用方式又与司法调解中各参与者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这些社会心理机制具体包括个体决策、＂和为贵＂以及服从权威三个方面的内容。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从规范违反说和法益侵害说看认定未遂犯着手的差别

关于实质的违法性和犯罪的本质内容,存在着规范违反说和法益侵害说的争论。规范违反说认为违法的实质和犯罪的本质在于与国家所承认的文化规范或者说是国家的社会伦理规范的不相容。法益侵害说则把违法性解释为社会侵害性,认为违法性的实质和犯罪的本质在于法益的侵害或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本文分析了两种学说在认定未遂犯着手问题上的区别,认为在间接正犯的着手、隔离犯的着手、原因自由行为的着手和不作为犯罪的着手上,两种学说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在刑法理论研究和审判实践中尤其要注意的。     

在规范和事实之间:话语中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非营利组织是与营利组织和政治组织并立的一种组织类型.围绕"全球结社革命"、非营利组织的功能、非营利组织的模式、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以及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等问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叙述、分析和评价.可以发现,非营利组织研究存在三种取向:规范取向、事实取向和行动取向.这三种取向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存在着范式的冲突.     

美丽中国:中国版环境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

以国家目的与任务的历史演进的宏观视角看,现代国家历经警察国家、夜警国家、社会国家三种形态变迁。环境国家是社会国家在环境领域的重要体现,亦具有规制国家和福利国家二元面向。各国宪法对于环境国家,有的诉诸环境权,经由“基本权利—国家任务”的逻辑予以确认;有的采取基本国策规范的表述,直接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1978年《宪法》开启我国的环境国家建设;2018年《宪法》修正,将美丽中国入宪,其统合既有环境宪法规范体系,打造中国版环境国家。在“美丽中国”统领下,我国已经形成“根本任务规范—纲领性规范—规则性规范”的结构合理、效力差序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