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

五燕禁卫武官制度与前、后赵相似 ,仍以继承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为主 ,其主体是领军、护军、左右卫将军 ,又有中垒、中坚、骁骑、游击将军及诸校尉 ,有类似晋制的殿中 (上 )将军。领军制度仍是五燕禁卫武官制度的核心 ,禁卫长官领军将军、中领军在五燕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燕还有类似汉代制度的郎中令和郎将 ,后燕有类似晋台之中卫将军及类似汉赵亲御郎之侍御郎、类似后赵之龙腾、类似前秦四禁将军的左、右禁将军。五燕禁卫武官制度承袭之前其它十六国政权如前、后赵和前秦的可能性更大 ,各国制度之间则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北魏后期的直閤将军与“直卫”诸职

直閤将军出现于南朝宋齐之际，孝文帝官制改革时将其引入北魏官制系统，见于《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十七年《职员令》官品表。太和二十三年《职员令》官品表中不见直閤将军，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直閤将军，其职掌閤内禁卫，负责君主贴身侍卫。此外又有直寝、直斋、直后诸“直卫”武职，地位较低，当为直閤将军之下级。直閤将军等职负责皇宫中閤内等处之护卫，保卫君主安全，在禁卫武官中处于机要地位。     

试论明代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任子”、“荫子”、“门荫”,是封建政府根据文武官员的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弟或亲属以官衔或官职的制度 ,是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拥有的一种政治特权。明代恩荫制度既是对唐宋恩荫制度的承继 ,又依据本朝政治制度作了适时的变通。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选官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明代恩荫的承袭规定明代实行恩荫 ,最早见于洪武三年 (1370 ) ,到洪武二十六年 (1393)遂成定制。主要表现在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品秩、俸禄、入仕等各个方面 ,其中承袭制是明代恩荫制的基础。(一 )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规定明朝初年 ,…     

宋代武官“带职”制度探析

带御器械、閤职、环卫官作为宋代武官的三种兼带职名,最初主要作为内任供职官,随着政治环境的需要,逐步发展成为外任武官兼带的职名,由此推动了武官“带职”制度的确立.此后,武官“带职”制度的发展不仅对两宋武官制度以及军事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是宋朝“驭武之术”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宋代官制中具有特殊意义.     

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

南朝有内监、外监、制局监等监局之职 ,是在殿内侍卫的机要禁卫武官。内监主要侍奉皇帝生活起居 ,外监可参与朝廷军事指挥调度或出征 ,制局监“领器仗兵役”——负责皇帝在朝、出行时禁卫兵力的部署及征兵兴役 ,可随时接触皇帝并监督包括近侍禁卫武官在内的臣僚的越轨行为。《隋书·礼仪志六》等典志所载梁陈时期的大量名目繁多的监局之职 ,几乎都不见于正史纪传 ,其地位甚低 ,当由寒人以军功充任。内、外监及制局监渊源于魏晋之殿中监。监局所负责的是有关事务的文书工作 ,正常情况下监局归“管天下兵要”的领军将军统辖 ,两者权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但年幼或昏暴皇帝有可能抛开禁卫长官领军将军或中领军而让内监、外监、制局监擅自发布命令 ,调遣军队 ,形成“制局小司 ,专典兵力”的局面。传统认为因南朝监局专权而导致领军将军“拱手守虚位”,是对领军将军与监局权力的错误估计。     

第二届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第二届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9月21日至26日在山东烟台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专家、学者一百多人,提交论文九十多篇。会议主要围绕着“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和“八十年代如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两个问题进行切磋、争鸣。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有人指出:过去流行的关于这个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承上启下”说。表面上肯定了魏晋南北朝的重要历史地位,实际上都是一句空话,因为其他时期同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还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并非单纯地“承上”,由于     

魏晋南北朝碑刻连绵词同词异形现象研究

连绵词是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不能分训的双音节单纯词。魏晋南北朝碑刻贮存了大量的连绵词,并且很多连绵词都具有多种形体,对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试图对魏晋南北朝碑刻中部分连绵词的同词异形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期呈现出魏晋南北朝碑刻中部分连绵词的使用情况和规律。     

皮尔斯、司白乐、伊沛霞（编）：《汉人王朝重建中的文化与权力：200-600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一直是西方汉学家关注不多的领域，加州大学1990年曾经出版过一本论文集(根据1980年的会议提交的论文编定)，大体可以作为当时汉学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水平和方向的一个反映。哈佛大学出版社以1996年“与古人对话”会议论文为基础、于2001年推出的这本论文集，同样可以让我们透视近期来的西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及其趋势。     

皮尔斯、司白乐、伊沛霞主编：《汉人王栩重建中的文化与权力：200-600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一直是西方汉学家关注不多的领域，加州大学1990年曾经出版过一本论文集(根据1980年的会议提交的论文编定)，大体可以作为当时汉学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水平和方向的一个反映。哈佛大学出版社以1996年“与古人对话”会议论文为基础、于2001年推出的这本论文集，同样可以让我们透视近期来的西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及其趋势。     

《水浒传》江湖人物论（之九） 武官是梁山泊的主体

能够影响梁山泊政策方针和梁山现实走向的是在一百零八将中占近五分之一的武将、武官。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武艺高强,社会地位也高（相对一百零八将中的吏胥出身与游民出身的）,他们之中有“郡马”（宣赞）,有州兵马都监（黄信）、统制（秦明）、统领（凌振）、团练使（魏定国）、提辖（孙立）等。     

以文制武：明代九边武官所处的权力与舆论世界

有明一代，九边武官承担屯田、营操、备御、戍守等职责以及战时统兵作战的军事任务。不过，在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中，边将履行职责时除了受到军令、律法的制约外，还要受到督抚、巡按、兵部等官员与机构的监督与考核，同时也面临着朝廷授予钦差大臣阵前“军法从事”之权的威慑以及言官的舆论压力。可见明廷系以分权制衡、内外相维的手段治理北方边疆，防止边将专权。然而，尽管边将事权一再被削弱，责任却未减轻，一旦失事，将受到弹劾与法律的惩罚。不过，倘若能够获得督抚的保奏，争取到立功的机会，便有减轻甚至避免处罚的可能。故而对边将个人境遇而言，功过的评定与衡量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官掌握的权力及其制造的舆论力量。     

略论“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及其影响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度,或称“九品官人法”,是封建社会中一种腐朽的选人、任官制度。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同“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必须批判腐朽的“九品中正”制度,肃清它在一千多年来没有彻底肃清的余毒。     

佛道二教的影响与魏晋史学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使佛教和道教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政治功利基础”。而佛道二教的迅速发展,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纪传体正史、杂传、史注以及史学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在此基础之上促成了新的史学类别——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的产生。它在给魏晋南北朝史学留下了更为明显的“时代烙印”的同时,也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一种异于前代的独特的面貌。     

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致思理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体文兴盛。尽管其时文士甚为注重“辩名析理”,其论作亦具思辨性特征,但就其致思倾向而言,多采用意会与体认的方式,具有以直觉为归的特色。“寄言出意”与“取象比类”是魏晋南北朝文士在论体文中运用较多的“立象尽意”的方式与手段。魏晋南北朝文士自幼诵读儒家经典,在论体文中,既留下了受经学思维影响的痕迹,又显露出经学思维的变异整合,或以引经据典的方式阐述己见,或以解经与义疏之体例论理。     

研究中国历史要重视方法,要突破、创新

1986年9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选定了两个议题;一是“八十年代如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二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这两个议题抓住了深入研究此段历史的关键,并触及到整个历史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和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发展问题。为了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今后,本刊还拟为此类学术讨论继续提供一定的版面,欢迎持有不同见解的同志不吝赐稿。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石荣伦魏晋南北朝之史学，灿若星辰，乙部之作达千部之多，在“二十四史”中独占５部，仅次于唐，其史学史地位令人瞩目。本文试就此间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略陈管见。由附庸到独立：史学受到重视史著大增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历史学和历...     

六朝时期江西地区叛乱史研究概述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区史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势头。加强地区性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是争取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取得较大突破的一条蹊径。”(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在这……     

唐代私学考

《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塾和庠要算是最早的私学。经两汉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发展,私学至唐代已日臻成熟。 唐代私学就是指在野的文官、闲居故里的经学大家开办的私塾或聚徒读书讲学。唐代私学分为书院、乡学和聚徒讲学三种形式。     

书体发展与文体自觉——魏晋南北朝书体发展的社会因素及社会功能

魏晋南北朝所存“纸”字意义关系重大,影响深广。该时期社会用字,书体发展,各体皆备,可以适应于不同的文体、使用于不同的场合,与文体发展特别是与书面文学发展的关联更为直接。而书体的完备,除了文字系统楷化完成过程中自身发展的规律外,主要取决于物质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物质的因素,当时就是书写介质转换的实现即纸张在魏晋南北朝真正普遍进入日常书写领域;社会的因素,则是家庭教养的积累和崇尚书艺的社会需求。魏晋南北朝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体裁流别,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到书体的发展和介质的转型,自会有助于某些内在联系的发现。     

"牖"与"窗"交替性的历时嬗变——兼谈《二典》材料引证失实的问题

在古汉语中,“牖”、“窗”是一对常用的同义词。只不过,“牖”多通行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以及口语中,而“窗”除先秦、两汉十几例之外,只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才逐渐多起来,但真正盛行还是始于唐代。本文认为,“牖”与“窗”之间的同义演化遵循着“挤入——并用——取代”这样一条普遍规律,它是一种交替性的历时嬗变过程,“窗”替代“牖”并取得正统地位其历史时代当不会晚于元代;其次,《二典》所引表示“牖”和“窗”本义的始证材料均嫌失实,时代过于滞后,尤其是“窗”的本义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