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论宋太祖——读《宋论》笔记

王船山治史,重视古为今用。他曾说过:“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船山撰写《宋论》,也是为着探究宋王朝由盛至衰的历史经验,作为后世鉴戒的。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封建社会有识见的君主之一,他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使由唐末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趋于统一,百余年间,海内大治。对此,船山作了高度肯定的评价,认为宋太祖是以“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     

试论司马迁的政治观——关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自己撰写历史著作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意思是说,他搜集历史材料,考察历史问题,是要究明历史上政治成败和国家兴坏的道理。现在我们试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谈点浅见。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一、巫必须对“巫”的内涵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界定, 《说文》卷九·巫部说“巫”:“巫,祝也。”《说文》卷一示部说“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巫。“释”兑为“说”。段注:“说者,今之悦字。”王筠《说文句读》:“按《易》:兑,悦也,巫所以悦神也。”我国上古举行祭祀仪式必须由巫对神进行祝赞,故《说文》卷一示部说:“祀,祭主赞词眷。”上古巫师多由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的人担任。《周礼》“凡有神仕者”郑注指“男巫有学问才智者也。”刘师培先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云:“古代祠祀之官,惟祝与巫。……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他又在《文章学史序》里说,“巫必善词”而“祝必工文”,“盖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者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也。”     

“纲目”和“真假”

王希廉先生一八三二年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红楼梦总评》中说: “五回…是一部《红楼梦》之纲领。” 他第一次提出一种假说,来说明《红楼梦》的大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纲目说”的滥觞。这种理论,把《红楼梦》分为“纲     

梁启超《新民说》伦理思想初探

《新民说》一书,是梁启超伦理思想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据他自己所说:“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饮冰室自由书·说悔》)这就是说,新民之说渊源于《大学》。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断定《新民说》就纯粹是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实际上,梁启超以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对《大学》的新民之说进行了改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从《新民说》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而且由于梁启超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各派的伦理学说,这就使他的伦理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夔一足”臆解

夔,《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既是神话传说中的怪兽,又相传是舜(一说尧)的乐正,《尚书·尧典》、《帝王世纪》均有载.《吕氏春秋》上记其亦有“一足”的传说。载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太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生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孔子不相信夔是一足,他把“夔一足”解释为“有一而足”,其实属附会。我们知道:足古代与止相通。例如“正”字,《说文》曰:“从一,一目止,”《说文》:“(?)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说文·正部》)止是趾的古字,(甲骨文写作:“(?)”。)足的象形,(小篆写作:“(?)”)《说文》曰:“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     

钟嵘《诗品》“滋味”解

钟嵘的《诗品》在诗歌创作理论和艺术审美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滋味”说。他认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指出诗歌不可用来说教,否则就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要有“味”,读者才能反复品味,收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在钟嵘之前,也有人提到“味”的问题,最早的恐怕还是孔子。《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后来是《礼记·乐记》:“一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滋味”解说

<正>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含义独特的文学范畴。“滋味”,以其丰富的内涵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当我们融现实视界与历史视界为一体时,就更能看清它的文学合理性。“滋味”第一次正式被突出为文学的标准,实为钟嵘的功绩。“滋味”是他诗歌理论以及实践的最高理想和准则,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批评玄言诗时他也说: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值得一提的是,“味”在钟嵘的《诗品》中,触及了文学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蕴,即“滋味”,或称“意味”。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河中影响很大,后来的“意境”说,就滥觞于此。而另一方面则是从文学审美鉴赏的品味、体验意义上来讲的,如“使味之者无极”(《诗品序》),它属于鉴赏论的范畴。钟嵘在《诗品》中重点是谈的前一个方面,所以本文也只是对前者作些探讨。     

论老子“道”的母性崇拜特质

“道”在老子那里,区分为“天之道”与“人之道”,老子将二者并重。从逻辑上说,他的“人之道”从属于“天之道”,只有“天之道”才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但从历史上说,他实际是基于“人之道”、围绕“人之道”去探究、阐释“天之道”的。在这一点上,与我国人文传统完全一致。老子的“天之道”的根本特质即表现为母性生殖崇拜的性质。而他的“人之道”的根本特质,则表现为母性人格崇拜的性质。1从老子“天之道”的四大取象看其母性生殖崇拜特质。第一,“道”取象于古时的道路。老子谓“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即在指…     

论联绵字的单用及孳乳

明代的朱谋(土韦)在他的《骈雅》自序中,对联绵字作了比较恰当的解释:“联二为一,骈异而同;析之则秦越,合之则肝胆。”得到这一认识,是有个历史过程的。汉代人解释联绵字,就不知联绵字的特点,仍然把上下字当作两个词素来分析。如《诗·豳风·七月》:“九月肃霜,十月滌场。”传曰:“肃,缩也,霜降而收缩万物。滌扫也,场工毕入也。”王国维作《肃霜滌场说》云:“肃霜、滌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又如《礼记·乐记》:“煦妪覆育万物。”煦妪也是联绵字,写法多样,有温恤、喜悦义。但郑玄注曰:“气曰煦,体曰妪。”相差如秦越矣。又如“扶摇”,旋风也,急读为“飙”。但《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云:“扶,攀也;摇,动也。”皆望字而妄生意,不知联绵字义不在形而在音,音肖则字形可不论也。     

宋之问“赐死”钦州考

唐初著名诗人宋之问死于何地,是历史上一个悬案。一说赐死于钦州。《旧唐书·文苑·宋之问》说:“睿宗即位,以之向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徙所。”一说赐死于桂州(今桂林)《新唐书·文艺·宋之问》说:“睿宗立,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并赐死于桂州。”同时对他临死前的情况还有具体的描写:“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诀。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 ’乃饮食洗沐就死。”《临桂县志》更进一步说:“桂州有之问宅,当是贬钦州不行,逼死于此。”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我认为第一说比较可信。     

谈文艺创作中的感觉运动

一什么是感觉?在艺术家的眼里,总是把感觉与感受、直觉、印象,经验、体验等相提并论,同时对感觉在创作过程中的性质、作用,作了与哲学家、心理学家不同的叙述。他们说:“‘感受’就是写小说的基础。”对这个问题,高尔基说得很清楚。当有人问他什么东西第一次激动他写作?他说是“印象”。又问他多在什么感受上去建立形象?他说“在一切感受上”。他还说:“把作家缺少的那些环节放到经验里去,以便写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这就叫直觉。”我国作家谌容也说:“我写《人到中年》时,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     

实用·文章学·重今

文章起始于应用,是重实用的。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章形式是甲骨刻辞,刻辞就是王室的占卜档案,青铜器的铭文,如《虢季子白盘》是记功文书,《散氏盘》是疆界的契约,《毛公鼎》是一篇诰命。同《尚书》相对照,《尚书》中也多应用文书,如《微子之命》、《康诰》、《梓材》等等。《周礼·大祝》篇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这里的“辞”就具有应用文书的意思,把文书分为六类。《论语·宪问》上记载了“为命”的写作过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从这种认真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应用文书的重要性。     

谈楚令

令、周令及其变化令,是先秦时期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和范畴。《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曰:“教之《令》,使访物官。”韦昭注曰:“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甚确。《说文》“令,发号也”。段玉裁注曰:“‘号部’曰:号者,呼也。‘口部’曰:呼者,号也。发号者,发其号呼以使人也,是曰令。‘人部’曰:使者,令也。义相转注,引伸为律令、为时令。”令与命音义相通,《说文》“命,使也,从口令。”段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据此,是命、令同义,初指口之使人,以后则主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关于“共和行政”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考察

一关于“共和”之争“共和行政”是西周晚期发生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而关于“共和行政”的历史真像,尚存歧见,主要集中在《史记·周本纪》与《竹书纪年》关于“周公、召公二相行政”与“共伯和干王位”两种不同说法的争论上。本世纪,顾颉刚先生著《共和》一文①,广稽众说,详加比论,认为“从《史记》不如从《纪年》”。从此,《纪年》说一枝独秀,大有定论之势。对此,我颇有疑惑。如《史记·二诸侯年表序》说,导致“共和行政”的国人暴动乃是公卿贵族发动的,目的不过是要驱逐暴虐的周厉王,“并无推倒文武以来王统的意图…     

《周易参同契》解题

《周易参同契》为中国文化要籍,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悟真篇》)、“万古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发挥·阮序》)。《周易参同契》书名解释,前人似未认真涉及。本文试作多层次划分,以历史与逻辑之统一观点,阐释《周易参同契》书名之由来及其历史积累之意义。《周易参同契》书题的解释可分八个层次。第一层次,《周易参同契》以《周易》为总的指导思想。《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参同契》有:“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合考三才。”亦即《参同契》遵循《周易》,前者运用后者的基本哲学思想于天、地、人。《契》原文十余家注本均作“参合”,唯朱熹注本和其后储华谷注本正文则作“参同”,更强调了《契》与《易》的关系;但亦有意改正文,提高训释层次之嫌。     

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论古代文言小说的笔记性

<正> 笔记的最早的含义是散文,又称“笔”。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才略》又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可见笔或笔记最早都是指与韵文相对的散文而言。后来便有了狭义的含义,即专指那种内容驳杂、篇幅简短、信笔为之而又常带隽永之趣的文章。结集成书而径以“笔记”命名的也有,如宋代的宋祁把他写的笔记文的结集命名为《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