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公众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阐述并总结了公众参与与社区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主体,并且结合实例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参与主体不足、参与素质低下以及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总结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建议,旨在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提供便利。     

北京农村社区防灾减灾问题浅析

农村防灾减灾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都有特殊重要性。社区是开展危机预防和应对的最基层管理组织,农村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和积极的意义。为构建系统的、可持续的防灾减灾体系,北京针对其自身的灾害风险类型及特点,在探析当前农村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不足的同时,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启示,提出应明确农村社区灾害风险,健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与培训、完善减灾基础设施,并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减灾活动,提高社区综合防御灾害能力。     

农村社区建设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然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政府在建设过程的角色定位不明确,体制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建设资金等,根据产生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使得农村社区建设更加顺利有序的进行。     

提升农村社区共同体治理水平的新模式 ——基于广西河池市"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自治模式的分析

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实施的以"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为自治主体的农村社区自治模式,采取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党员、村民多方多轮协商的议事机制,是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延伸的有效探索,形成了有效的"治理单元".然而,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水平农村社区,急需将农村社区自治纳入法律调控的范围,突破现行的农村区划设置,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的自治主体地位,建设社区治理平台.     

农村社区居民休闲体育制约因素调查与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访谈及专家咨询等研究方法,构建了制约浙江省全国百强县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三大类因素,即内在心理性因素、人际关系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对不同类别农村社区居民受不同制约因素的影响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浙江省全国百强县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制约因素按影响程度大小分别为结构性因素、内在心理性因素和因素,不同类别农村社区居民之间存在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     

乡镇工业推动型农村社区的生成、功效及对策研究——关于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瓶颈"问题

文章分析了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着主体错位、观念偏废、结构紊乱、冲突加剧的"瓶颈"制约。以乡镇工业为载体的新型农村社区已开始形成,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研究了乡镇工业推动型农村社区生成及功效基础上,提出应培养和塑造社区建设的新型主体;以利益为导向,以法理精神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手段,促进乡镇工业与农村社区的良好互动;遵循客观规律,促使农村社区从无序到有序再向新序渐变;加强乡镇企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的交融,以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     

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展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对两个核心问题研究出发,利用利益相关者图解法,对农村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认定,并区分其属性,得出结论,社区是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最关键群体,树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展观是实现旅游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尽量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对社区旅游进行企业化经营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基于扎根理论的生态文化型农村社区再造模式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日益受到来自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农村社区再造模式则是关注的焦点。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对台湾桃米里生态社区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在地居民等重要人物的访谈记录、新闻媒体报道、工作报告等材料的编码分析,探求生态文化型农村社区再造模式和路径。研究发现,再造领域、再造主体和再造流程三个主范畴对生态文化型农村社区再造存在显著影响,并据此提炼出生态文化型农村社区再造模式。研究对大陆生态文化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再造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变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在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和政权,它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区的社会面貌。本文从农村社区的社会区划和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动两个方面考察了革命对农村社区变革的影响,归纳了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社会变革的特点,认为革命对农村的自然社区分布并无多大触动,但法定社区的变革较大。革命根本改变了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区权力结构和社区民众组织结构,深刻地促进了农村社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的突变特征十分明显,这表现在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的速度快、时间短、范围广、内容多、程度深、影响远等方面。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以“居务公开”为着力点,让社区更和谐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共有244个社区,其中农村社区230个。该区围绕社区规范化建设,以健全制度、规范程序、明确职责、抓好落实为着力点,推进居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进一步深化、细化,有效促进了四大民主的落实,保障了居民权益,推进了社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中原崛起战略的持续、延伸、拓展以及深化,是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当前,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工作已全面铺开,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建设发展资金有限、部分村民认识偏差、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数量和质量不足、社区管理体制滞后等困境。为更好地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标,需破解资金难题、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社区管理体制,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提供财力、人力、管理资源支持。     

内生增能:农村社区空巢老年人养老功能的适应性调整及其支持对策

已有研究针对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问题给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但忽视了农村社区自身在养老功能方面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前屯村互助养老、孙家寨“饺子宴”和景家庄老年协会三个案例表明,农村社区在应对空巢养老困境方面能够自主进行适应性调整,形成内生增能的组织化自治和功能性替代选择。建议肯定这种内生增能经验的合法性,并将其纳入“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格局中。     

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新乡愁”

伦理衰退和共同体解体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其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市场主体明显高于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土均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处于悄然消失中,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争之事实。通过想象和寻找乡土社会的“新乡愁”,希望可以唤醒尚未完全沉睡的乡村乡民,重新发掘出乡土中国的伦理式共同体。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理论传统及其发展

农村社会关系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具有独特价值。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是两个主要的理论传统,宗族和共同体研究,以及近期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也有助于在某个面向上理解农村社会关系。随着农村社会由封闭性逐渐走向开放性,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日趋理性化,但传统因素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然而,如何将农村社会关系研究与社会结构变迁相结合,以及避免研究中存在的层次谬误问题等方面,还需要更多努力。     

农村土地征收促进了农村家庭保险需求吗?——基于社区社会空间视角的实证研究

农村土地征收不仅表现出社区地理空间的变迁,并伴有明显的社区社会空间转变特征。由于农村家庭行为决策受社区社会行为影响较大,所以家庭在面对土地征收做决策时会将社区社会空间因素考虑在内。基于此,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农村土地征收的社会空间效应对农村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加以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村土地征收通过社区财政收入、社区收入水平及社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等渠道,给家庭带来的社会-经济空间异化效应,抑制了农村家庭保险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征收产生的社区社会空间集聚效应促进了农村社区家庭保险需求。因此,为了提高失地农民保障水平,促进失地农民多层次保障体系有效运行,农村社区政府应该积极完善财务透明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以减少因土地征收带来的社会-经济空间异化对农村家庭保险购买的影响。同时,商业保险参与完善失地农民保障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土地征收后社区社会空间升级优势。     

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法律控制问题探析

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法律控制面临着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度与效度的削弱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制度内的国家法律供给不足且与乡村社会需要不甚契合、乡村社会里社团组织和中介组织缺乏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切实采取措施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的良性互动、加强对乡村社会法律资源的供给以及切实推进行政控制手段自身的改革。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论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本文探讨了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即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的设置原则、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两种模式以及在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选择,以期为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

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步转型，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呈现日趋弱化迹象，严重影响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新形势下，有效整合本土资源，构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延续性的尊重，更是顺应乡村社会变迁，在制度上对传统解纷机制的一次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