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成舍我的报业思想及其实践

20世纪初,成舍我吸取发达国家大众化报刊办报策略,选择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创办报纸,这为大众化报纸的成功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市民阶层的扩大与识字群体的增加,为大众化报纸发展奠定了受众基础.成舍我所创办的大众化报纸,在内容上,刊登顺应时代、服务大众的新闻;在传播方式上,兼顾大多数受众的文化水平与阅读习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形式活泼;在报纸经营上,将广告和发行作为两个支点,并将两者有机结合.成舍我的大众化办报理念对当今报业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强化报纸的责任意识,不能因为推行大众化而降低报纸的品位与格调;突出报纸的特色与个性,避免过度竞争.     

《边区群众报》:大众化报纸的实践者

《边区群众报》作为一份专为陕甘宁边区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阅读的通俗化、大众化报纸,在"办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办一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的思想指导下,该报坚持"三贴近"原则,用大众语言反映大众生活;创立了"报纸——通讯员——读报组"的大众化传播路径,因而不但名副其实地成为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而且成为大众化报纸的重要实践者。     

从政治报道看传统晚报价值结构分化——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扬子晚报》两会报道为例

传统晚报是我国1980年代报业改革的尖兵,服务性、大众化、消闲性是这一类型报纸的符号化价值。但是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报纸产业的持续性升级,不同类型的传统晚报的价值结构出现了分化。本文选择《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和《扬子晚报》三份传统晚报,在三报2005年度“两会报道”这一主流政治活动报道的横断面上来考察传统晚报的价值结构分化,认为近主流化、全面性大众化和选择性大众化是传统晚报价值结构分化的三个方向,并对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做了进一步探讨。     

新记《大公报》特色综论

《大公报》是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由英敛之1902年创办于天津,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1941年,《大公报》成为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荣誉奖章”的亚洲报纸,这代表了《大公报》的世界地位.在《大公报》112年的发展历史中,新记《大公报》即从1926至1949年应属于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的斗争岁月里,《大公报》有许多办报特色值得后世继承与学习,尤其是在人才的选用与发现上,社评、副刊以及专栏的创办上给后世报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安徽俗话报》与同时期白话报纸的比较

陈独秀早年在安徽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并不是特例独行于那个时代的报刊,恰恰相反,它是第二次白话报高潮兴起时的产物,是昌盛繁荣的众多白话报纸潮流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办报的空间因外部列强侵略的压力增强和内部清政府社会控制能力削弱而大大延展的20世纪初期,风格、定位类似于《安徽俗话报》的报纸还有很多。将《安徽俗话报》和上海的《中国白话报》和北京的《京话日报》作一比较,从同类报纸的比较中发现《安徽俗话报》异于其他白话报纸的个性与特色。     

对21世纪的预测

在20世纪开始的1901年,日本的一家报纸在新年特辑里刊登了对今后100年技术发展的预测。即在1901年1月2日和3日,日本《报知新闻》出版了题为《20世纪的预言》的特刊。它预测了在20世纪里可能实现的各种技术,举出了多方面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讨论。而令人惊叹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都非常的准确。下面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该报登载的预言。     

文艺大众化：话语与实践的递嬗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运动”几乎贯穿20世纪文学史,牵涉到文学领域之外诸如思想、政治等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殷切呼唤的“平民文学”,到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话》政策性指明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话语与实践两方面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     

加快甘肃省高教发展与大众化问题刍议

1999年推出的《面向 2 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跨世纪教育纲领性文件均对我国本世纪初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思路和步骤做出了全面规划 ,并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选择。如何在西部大开发新形势下正确认识高教发展的迫切性和实施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教育的战略平衡 ,是甘肃省高教工作落实《甘肃省面向 2 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 2 1世纪初构建适应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决策基础 ,也是确立新的教育开发思…     

我国报纸创办专刊的最早尝试——上海《时报》专刊研究

作为旧上海三大报之一,《时报》向以业务革新著称,专刊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业务革新之一。从1919年开始,《时报》先后办有教育、妇女、儿童、实业、图画等多种周刊。此举对于该报和当时整个报界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时报》专刊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戈公振是直接的推动者。"专家主持,开放办刊""引进新思潮,传播新观念""专业内容,大众化表达"是其基本模式和特色。《时报》专刊是我国报纸办专刊的最早尝试,具有范式意义。     

孤岛时期的《申报·自由谈》编辑思想研究

《申报》副刊《自由谈》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纸副刊革新的一个典范和旗帜。孤岛时期,王任叔主编时期《自由谈》实现了以“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宣传抗战救国;胡山源主编时期《自由谈》在贯彻抗战精神上有明确的意识,在传播风格上具有温和性;黄嘉音主编时期《自由谈》转向关注“社会与人生”,提供知识与趣味。     

略论媒体的运作模式对湖南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推动文学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是报馆和出版社,有实力的报馆或出版社往往是既发行报纸又出版书籍.然而在湖南,文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只有报纸副刊.这种单一的运作模式,使得湖南现代文学在初期虽有广泛影响,却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后劲不足.     

《民报》对印度革命的声援

《民报》是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重要刊物之一,它除了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之外,还大力支持当时的亚洲革命运动,特别是对印度革命的支持,为印度革命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援作用。它所提出的中印在反抗西方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发扬传统友谊,相互扶持,联合斗争及中印独立后结盟构建和平亚洲的思想,至今仍闪烁智慧的灵光。     

论《大公报》在反袁称帝斗争中的影响

《大公报》创办之日,正是拥袁称帝与反袁称帝斗争酝酿之时,在反袁称帝斗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大公报》态度明朗,高举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旗帜,其办报主旨第一条即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大公报》的反帝制宣传可分为三个阶段。《大公报》坚决的反对帝制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梁启超“国报”思想与《清议报》的停刊

《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海外的重要机关报,它的停刊,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办报思想从办“一党之报”到“一国之报”的变化。“一国之报”要为“国民公益公利”服务,《清议报》已经无法承载梁启超新的办刊理想,火灾则为停刊另办提供了契机。梁启超的“国报”思想,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吸收了近代国家思想,在《清议报》时期逐渐形成。庚子事变后,梁启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政府“不足与图治”,加速了梁“国报”思想的成熟。梁实现新的办刊理想的愿望更趋强烈,最终导致《清议报》的停刊。     

对高校校报主流媒体地位的思考

办好校报,是时代赋予高校的使命,是实现“办报育人”的前提。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信息多元化的新形势下,高校校报主流媒体地位面临各种媒体和自身发展不足等方面的巨大挑战。文章对高校校报主流媒体地位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对谋求高校校报新的发展空间,推动校报事业发展做了探讨。     

对我国现阶段报业属性的再认识

我国现阶段的“报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报社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组织,报业产业化的进程还远没有完成。我国的报业集团目前还承担着一定的政府职能,依然有明显的事业单位的属性,报业集团还处在前企业集团阶段。目前,我国报业集团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实现新的跨跃的能量。为了新的跨越,就要下决心理清其属性,让报业在产业的土壤中尽快壮大,让报业集团按照规范的产业集团的运行模式茁壮成长,让管理者尽快走上依法管理、服务行政的道路。     

重庆都市类报纸同质化现象的解读与对策

自1995年1月1日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创办以来,都市类报刊在大江南北纷纷崛起,成为中国新时期报业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绚丽风景。但在最初的新闻策划、报道方式、版面突破等创新、创异、创造带来阵阵清风之后,大量"克隆型"报纸、版面甚至稿件的出现,使得都市报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重庆都市报的同质化比之全国有其独有的鲜明特征,背后有其独有的特殊弊端。     

严怪愚与湖南《力报》

严怪愚是中国现代著名报人,《力报》是湖南办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它先后经历长沙、邵阳、沅陵三个发展时期。严怪愚型塑了《力报》,《力报》成就了严怪愚。严怪愚办报重视副刊,强调报纸的社会责任,主张记者深入基层。他发表在《力报》上的作品重点关注儿童、青年、底层民众疾苦,宣传团结抗战。严怪愚和《力报》团队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又诠释、传承和发展了湖湘文化。     

香港报纸三及第文体

三及第文体是香港中文报纸在20世纪初兴起、在70年代末衰落的一种语言风格。人们将文言、白话、粤方言混为一体的语言现象讽喻为三及第文体。三及第文体实为香港早期社会复古风尚使然,是中国古典文风的延续。三及第文体是香港报刊语言承前启后、发展变异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衰落标志着香港社会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港式中文的出现。     

从创办《边区群众报》到负责《新华日报》——论周文对新闻事业的贡献

从1940年到1949年,周文在延安、晋绥边区、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新闻事业工作,负责编辑报纸和期刊,先后担任《边区群众报》、《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的社长和《新华日报》的副社长。周文对新闻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建立通讯网络,培养通讯员队伍;第二,对新闻大众化的理论总结;第三,新闻小说化的成功实践;第四,新闻作品的写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