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达德与五达道

三达德指知、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称五伦。《中唐》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又说:“子曰:好字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漫谈家庭伦理建设

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一部分历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我国古代关于社会道德“人伦”中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伦是属于家庭伦理的,强调“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长幼有序”.在家庭伦理建设上也提出了“德教行而民康乐,礼义积而民和亲”的论述,把家庭伦理建设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比如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充满着醒悟人生启迪人伦的睿智.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精神文明建设必定要深入每个家庭,把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用伦理道德的关系更进一步地联系在一起,使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与家庭连结起来,使家庭建设为社会的稳定,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发挥更好的作用.在此我想谈谈对家庭伦理建设的几个看法.     

关于婚礼的起源和演变

关于婚礼,《礼记》中有一段话:“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女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婿亲御授,亲之也。出乎大门,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所说的嫁从夫,夫死不嫁,夫死从子,认为这才合乎夫妻关系的准则,显然是阶级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但把婚礼说成是万世之始,则未免有些荒唐了。 实际上,婚礼不是从来就有的。占时的所谓吉、凶、宾、年、嘉五礼,其中吉礼又分为十二种,宾礼分为八种,凶礼、年礼各分为五种,嘉礼分为六种,这一切的礼,也不是从来就有的。     

《儒家管理哲学》序

<正>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先秦时已称为显学.从汉唐到宋明,儒家思想的传播虽经历过一些曲折,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是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的特点,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即通过纲常伦理关系以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正是儒家思想在封建时代所体现出的社会功能,其目的有如司马谈所指出,是“务为治者也”,即为治理好国家而工作.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论中国封建主流法律思想的形成和特点

西汉初年,刘邦集团因农民起义而得天下。他们为巩固政权,探讨过秦亡的教训。各种思想政治派别曾一度活跃非常。陆贾请求事诗、书,奉礼义。贾谊主张定经制,礼法并用,约法省刑,弃法尚儒,显现出法律思想由法向儒的转化势头。陆贾提出:“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①要求建立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指导的法度,继承中国的宗法制,达到“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恒心堂读书答问

问制礼精微何在答礼器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问礼乐法天地其说如何答乐者天地之利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     

文字学辨证节录编余四则

元与仁二而一者也。善之初动曰元。故元从一。与人为善曰仁。故仁从二。易善之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程子谓元亨利贞.至诚无息.于动处见天地之心.元从一.从兀.兀有高意.元氣动于上也.仁(?)也.从人从二.春秋元命苞.立字二人为仁在天为元气在人为仁心。莫非生意之谓凡手足瘫疯曰不仁.生意伤也.果实曰仁.生意伏于内也.天之生意。于何徵之。试一举目。青青者其色耶。甤甤者其实耶。青东方色也.甤草木实甤甤也.二字皆从生.使尘世间无此苍翠者以点缀之。则宇宙亦黯(?)而无色矣。再徵之动物。人类曰姓畜类曰牲使无     

释“以妥以侑”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传》曰:“妥,安坐也;侑,劝也”。案享、祀、妥、侑四字并列,俱应为祭名,妥字不应别为安坐之义。妥当读如堕,为堕之借字。《仪礼·有司徹》注“不绥祭”,释文曰“绥本作隋”。《仪礼·士虞礼》“不绥祭”,注曰“绥当为堕”。绥从妥得声,堕从隋得声,其字俱得通用。堕为祭名。《仪礼·士虞礼》“祝命佐食堕祭”,注曰:“下祭曰堕,堕之犹言堕下也。《周礼》曰既祭则藏其堕,谓此也。今文堕为绥,《特牲》、《少牢》或为羞,失古正矣。齐鲁之间谓祭为堕。”《仪礼·少牢馈食礼》:“兼与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注曰:“黍稷之祭为堕祭”。《周礼·小祝》:“大祭祀,逆(齐皿)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徹,赞奠”,注曰“隋,尸之祭也也”。《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属,藏之以依神”。据上所述,则助祭者以肺、脊、黍、稷等祭品授神尸,神尸以之祭,祭毕则藏其祭品以依神,如此祭祀仪式总名曰堕。     

原群上

人有强弱。而后有盛衰。有盛衰而后有治乱。人群则强则盛则治。人不群则弱则衰则乱。是故三皇五帝之世。合天下为一大群焉。其在五霸。则以群群不群者也。自汉唐暨国朝。群人之业术各不同。然皆以有群而强而盛而治。以不群而衰而弱而乱。曰其间败群者何也。曰党也。何以有党。曰私是也。何以私。曰人之群也。必有人安其居卫其生。以优游和同相养相教也。私乎名。名轧名。私乎利。利轧利。名利轧。则养不相养。教不相教。甚者相争相夺。穷乎宇宙若不足以容。旷乎垓垠若不足以生也。人情拂戾。不能郁郁久居。则鸟兽散耳。遑曰群乎。曰然则何以克其私。曰道德仁义礼乐刑政。其精焉者也。最显最要者。莫如公。公则人慕其有而相通。人利其有而相让。     

孔子的“绘事后素”和“质素”说浅析

一“素底”与“素色”《论语·八佾》有一段孔子以画为喻的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关于“绘事后素”的“素”,历来都解作绘事的底子,把“后素”改为“后于素”。我认为这样解释有些勉强。原诗是以庄姜的“素”之美取代装饰的“绚”之美,“素以为绚兮”也就是以“素”为“绚”。如果说先有粉底而后还要再施五彩,那么“素以为绚兮”就要落空。这一段对话前面说“绘事后素”,后面转入到“礼”的范围,两者的概念内涵并不一样。下面先从“绘事后素”说起。“绘事后素”其实是当时绘事工艺的一个普遍规     

华夏“和”文化与民族美学

<正>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以家族、家庭为本位,最终形成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特色,形成了包含一系列做人说教在内的“人教”文化,“礼教”便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华夏“和”文化即是由“礼教”派生的一种子文化、这种“和”文化表现为一个多维的行为文化系统。 首先,古人为了给人间之和找到一个本体论依据,便把“和”设想为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这便构成了“天地之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春秋繁茂·循天之道》曰:“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干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其次,作为“天地之和”必然反映的“人间之和”体现为“天人之和”与“人人之和”两大形态。“天人之和”是人们在处理与天的关系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图式中,天与人是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万母冯太君墓志铭

礼教之溃决于今为亟矣。妇道抑又甚焉。人伦造端乎夫妇。而夫妇之道今为至苦。城阙之青衿。溱洧之芍药无论已仳离起于俄顷奢侈习为故常父兄师孙昔之所恃为督饬者。彼方侈然谓圣贤不足法。人言不足惜矣老友万君元杰。一日出示其母冯太君事状。属礼培纪述懿行。俾无忘先德。且曰元杰不自振作今年八十。去母夫人之没若干年矣。失今不述。一旦填沟壑。先人艰难辛苦之行谊将遂泯然不得     

江门心学简述

《明史·儒林传序》在概述明代学术思想演变时说: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未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卷二八二)     

从儒家天人合一角度析儒家政治与生态伦理关系

儒家天人论,把天人看作一个整体。这里天兼具"自然天"和"主宰天"两重意义,并且这种自然天是人文化的自然之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人文化的自然之天是宇宙万物的总法则,说到底是血缘宗法家庭的伦理秩序的衍化。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天,天道)往往不是出于对自然知识的纯追求,而是出于社会关系和人的需求,出于论证人间秩序合理性的需要,天道观依附于政治伦理学说,成了政治伦理的手段。     

“文已尽而意有余”辨──论钟嵘《诗品》中的“兴”

通检钟嵘《诗品》，“兴”字出现九处，而从诗学范围来谈的则有七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着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诗品序》）“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且辄书．内元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诗品》卷上）“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　　不奇。”（《诗品》卷中）“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     

试析郭象《庄子注》之儒家思想

魏晋之时,玄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名人高士皆“好言老庄”,玄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但是,这种“谈玄说虚”的玄虚之学,究竟有多少地方可为统治阶级所用?这一点却颇值得思考。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各代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侧重点不同,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例外地要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立足点,而儒家学说也正因为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封建统治作了理     

天人一贯讲义

今之人。或曰天定胜人。或曰人定胜天。为是说者。一则委心任运。置生人应尽之义务。概屏弃而不为。一则从欲横行。举人世无厌之图谋。逞私智而不已。是皆不知天命也。不识人道也。天命者先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是也。命是性于人。则为贤为圣。听人之自为。天焉有胜人之心也。人事者。后天也。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也。代其工于天。则即成圣成贤。只完天之所期望。人焉有胜天之力也。无天命。则生成化育。人物不能自起而有功。无人力。则栽培倾覆。天亦无所施其卷顾。天之望于人物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