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传播和汉赋塑造：论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辞赋史地位

在汉初楚辞的传播与散体大赋的塑造上,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楚辞早已流行,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身边汇聚了一批楚辞作家,但刘安推动了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主要原因是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值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爱好艺文”,两者一拍即合。刘安是叛王之子,为朝廷所警惕和防范,在献《淮南子》时所作的《离骚传》,对屈原进行了黄老化的评论,再联系《淮南子》反复提及智伯的命运,能够理解刘安的处境和心态。淮南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称,《淮南子》与散体大赋同时形成,且具有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它与《七发》《子虚赋》等共同塑造了汉大赋的文体样式。     

枚乘、枚皋父子小传

枚乘(前?—前140年)与其子枚皋均为西汉重要辞赋家。淮阴(今属江苏清江市)人。枚乘,字叔。曾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宫廷做过郎中和文学侍从。辞赋《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汉代大赋的前驱。该赋对“公子王孙”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作了真实的暴露和深刻的描写。文词伟丽,洋洋洒洒。它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引起后代许多作家的模仿,形成了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据统计,唐以前仿枚乘之作者有四十家之多,汉武帝登位,派遣使者以“安车蒲轮”(以蒲草裹住车轮,使车子安稳)接枚乘来长安,因他年     

枚乘著作选注《七发》

枚乘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一四○年(汉武帝建元元年)。他生活在文、景时代。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爱,是西汉时期具有法家思想的进步文学家。初为吴王刘濞郎中。由于刘濞大搞分裂复辟活动,阴谋叛逆汉中央王朝,他上书劝阻,未被采纳,便“去而之梁”,为梁孝王刘武文学侍从。吴、楚兴兵举行叛乱时,他又写信痛陈利害,劝说刘濞“还兵疾归”。在当时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他一直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枚乘在《上书谏吴王》     

鲍照《芜城赋》的现实意义

《芜城赋》是历代赋家的名作,也是鲍照的代表作之一.“芜城”即广陵城(今江苏扬州市),此文乃是作者登广陵时所作.广陵城为汉初吴王刘濞所建筑.雷琳、张杏滨《赋钞笺略》注引《舆地志》说:“羌城即古邗沟城.吴王濞故都,在今扬州府城东.汉高帝十一年灭黥布,封兄仲之子濞於吴,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濞连七国反,兵败走越,越人杀之,国亡.景帝更名江都,封其子非为江都王”,详细注解了广陵城的变迁历史.粗看起来,本篇似乎是作者登城吊古之文.中所写“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车彗),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     

千钧一发

西汉时,高祖驾崩后,幼主刘盈即位,吴王刘濞(bì)想推翻朝廷。刘濞手下有一谋臣枚(méi)乘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就给刘濞写了封措辞婉转的信,信中比喻现在的形势就好像是一根头发吊着千钧(三万斤)重的东西,悬挂在极高的地方,下面则是万丈深渊,其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劝诫刘濞,一定要三     

屈原作品考

屈原,名平,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第一位诗人。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种新诗体——楚辞。其楚辞作品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只是到了西汉刘向搜集整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但刘向所编《楚辞》早已散佚,那么究竟屈原的作品有多少亦不可得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东汉王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九思》一卷,合为十七卷,为之作注,改名《楚辞章句》。其篇目为:一、《离骚》,二、《九歌》,三、《天问》,     

楚辞的文体学研究——读郭建勋教授的《先唐辞赋研究》

什么是楚辞 ?楚辞从哪里来 ?楚辞到哪里去了 ?这是楚辞学的核心问题。郭建勋教授的《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 2 0 0 4年 5月出版 )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是一本极富学术价值与学术个性的著作。作者认为 ,楚辞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地域、某些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 ,而是一种文体 ,其特点在于“兮”字句。“兮”字的表情色彩与句式特点决定了楚辞的形式与内容 ,是判断楚辞体的首要依据。他正本清源地理顺了辞赋两种文体长期以来的纠葛 ,辞赋相混始自贾谊 ,王逸、萧统、刘勰都把辞赋看作两种文体 ,楚辞体的独立地位很早就确立了…     

《楚辞》和《楚辞章句》纂意拾遗

《楚辞》的结集和《楚辞章句》的著述之功，论者多所彰明。然二书纂述中的些许细节则为人所流略，或未及深究，兹将呈陋见，乞教专家。《楚辞》为何人编辑尚有争议，一般人从东汉王选说。其《离骚后叙》称“这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沿袭至清，《四库全书提要》评定说：“衷屈来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初，向衰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人《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贵谊个措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     

《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

枚乘的《上书谏吴王》写于新生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理人吴王刘濞阴谋篡权复辟的前夕,由于刘濞不听枚乘的劝告,枚乘忿然由吴至梁,做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从。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弟弟,汉文帝分封他在梁是为了作为维护中央政权的屏障。《上书重谏吴王》写于野心家刘濞正纠结七国叛军举兵作乱之时,枚乘仍晓以大义,婉言规劝,希望刘濞及时醒悟,勒马于悬岩。儒法两家对待“七国之乱”的态度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从这两封信可知具有     

一组汉语史上的重要著作——《助语辞》、《助语辞补义》、《助语辞补》和《助语辞补义附录》简介

一九三二年《修辞学发凡》初版时,刘大白先生为此书作了一篇《序》,写道:“在《马氏文通》出来以前,诚然已经有了许多合文法有关的书。例如明代卢纬以氏底《助语辞》,清代王济师氏底《虚字启蒙》,袁仁林氏底《虚字说》,刘淇氏底《助字辨略》,王引之氏底《经传释词》,张文炳氏底《虚字注释》之类;而且一八六九年(民国元年前四十三年,清同治八年)更有了美国人高第丕氏和中国人张儒珍共著的《文学书官话》,是一部正式的今话文文法书。”     

读“骚”偶记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屈原(公元前343年——前278年),是我国古代伟大诗人之一。由于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开创了我国文坛上一个叫“楚辞”或“骚”体诗的重要流派。据《汉书·艺文志》载,从战国到西汉末作辞赋的共66家,作品达710篇之多。对于这样一个伟大作家,古今中外研究他的人是很多的,我们再来谈屈原,似有续貂之嫌。然而,事实也不尽然。虽然,从汉以来研究专著甚多,但并不是说关于屈原的问题就     

扬雄、刘向所见《九章》仅五篇辨证

屈原的《九章》是考见屈子行事始终和心灵轨迹的重要篇章,值得深入研究。现当代学者刘永济等认为,汉朝的扬雄、刘向所见到的屈原创作的《九章》只有前五篇,《思美人》以下四篇皆非屈子之作。然通过对汉朝《楚辞》的传播和版本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扬雄所见版本可能与今本不同;即使与今本相同,即使扬雄只模仿前五篇,也不能证明后四篇就是伪作。而刘向《七叹》中的＂犹未殚于《九章》＂,只要联系上下文来正确理解,就会发现其根本就不是说《九章》有没有写完的问题,而是说在《九章》中也未能殚尽（全部排解掉）＂心纷结＂＂烦错＂和＂志纡郁＂。种种证据都说明汉朝学者根本就没有怀疑《九章》非屈原之作。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

刘昼字孔昭,北朝北齐阜城(今河北省交河县)人.其生活时代当公元六世纪初叶至中叶.据《北齐书》本传记载,刘昼少年孤贫,好学,负笈从师,伏膺无倦.武成帝河清(562—564)初年,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从事写作.著有《高才不遇传》、《帝道》、《金箱璧言》、《刘子》等书.今前三书均已亡佚,惟《刘子》一书独存.刘昼博学奇才,但人微言轻,不为当时统治者所重,反被当时显学魏收、邢子才等人所讥.终生竟无仕进,北齐后主天统(565—567)中卒于家,年五十二.     

人生如寄 识曲听真——《古诗十九首》喻象论

《诗经》、《楚辞》以不同的风格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道路,深深地影响到魏晋与盛唐诗风。但两汉竟然是文人诗歌的淡泊季节。《古诗十九首》(下称《十九首》)以前,没有产生成熟的五言诗姑且不论,即使是非五言的文人诗也寥若晨星。汉武帝曾提倡辞赋的创作和诗歌的收集,贵族与民间乐府一时均见成效。文人乐府今传除司马相如等人奉诏所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外,几不可见。东汉光武帝刘秀“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刘肇     

《九歌》、《九章》校证（二十八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九歌》、《九章》校证（十七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哀时命》为严忌代屈原设言辨——兼与《〈楚辞·哀时命〉试论》之作者商榷

王逸认为《哀时命》乃严忌“哀屈原”“叹而述之”之作 ;郑文先生认为《哀时命》为严忌之自述。文章从《楚辞》成书的角度一一辩驳郑文先生的观点 ,从屈作与《楚辞》中之汉人作品的种种共同点考察、分析《哀时命》与屈原思想之所以有某些差异的‘因原’,得出《哀时命》非严忌自述性作品 ,而是其代屈立言之作的结论     

《楚辞》校证(二十一则)

利用《楚辞》文本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相关传统文献以及充分吸收前儒时贤的研究成果。可以对今本《楚辞》的部分文本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也能对一些重要的《楚辞》学术史内容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认识。     

骚艺二札

“帷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对“美人”一词,古今楚辞研究者诠释纷纭。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四种解释: ①王逸说:“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楚辞章句》) ③黄文焕说;“美人,原自谓也。”(《楚辞听直》) ③纪昀说:“美人以谓盛壮之年耳。”(戴震《屈原赋注》引) ④马其昶说:“美人泛言贤士。”(《屈赋微》)古代笺注家多宗王注,近代学者常采黄说。如游国恩、刘永济先生(见所著《楚辞论文集》、《屈赋通笺》)等皆用黄说。上举四种说法的后三种说法不及王注更接近诗人创作意图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