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礼学与等级人学

针对学术界认为儒学是“人学”的观点,本文从礼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是处于等级礼仪之中的人,“我”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受到礼的制约。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没有独立的个体观念,这种看法类似于现代的“社群主义”,但二者之间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对人的探讨最终归结于“等级人学”。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吕大钧礼学实践研究

作为关学创始人张载的传人,吕大钧传承了其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将礼学思想具体于行事,躬行礼教,严格家法,推行乡约,致力于乡村治理,实现了礼学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关中风俗为之一变。研究吕大钧礼学实践,对改变当今社会不良风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司马光礼学思想初探

司马光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 ,同时他还应该算是一位重要的礼学家。他的礼学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其政治、史学和哲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司马光的礼学思想主要有三大基本特征 :一、强调以礼治国 ,重视礼的社会作用 ;二、重视民间家礼 ,强化宗族观念 ;三、兼顾古礼俗礼 ,缓步革新礼制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诠——读“三礼”有感

"礼"既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亦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儒士们对"礼"进行了持续不懈的论究:从具体事物的礼仪规范,到普遍的社会规则;从礼的内涵本质,到礼的价值功用;从制礼的准则依据,到礼与法(刑)之间的关系等。《礼》有"三礼",其中的《礼记·曲礼》提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著名论题,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的争议和探幽。对这一论题进行当代诠释,既有助于深化对古代社会礼治思想和制度的理解,也有助于当今中国在"新时代"实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方略的贯彻落实。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中国礼学文化的嬗变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词"礼",能超过"理","礼"的含义很广泛。由孟轲性善论生成仁、义、礼、智,有类于康德始终坚持在他的先验纯粹理性和彼岸实践理性中阐释他的先验道德论。荀子礼、法相融合是儒家礼学的创新和转型,传统礼学在宋代理学的实践层面上能找到。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新理学"是情感哲学,情感哲学向礼学的转变,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看一看礼学文化的历史嬗变,对理解现代社会的若干定位很有启发。     

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以“三礼”为代表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闽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称情立文执中为礼:吕坤礼学思想述论

吕坤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和礼学家.他的礼学以"真情"、"自然"为核心,折中古今,调和繁简,所撰礼仪贴近普通民众,具有"庶民化"的特征.吕坤还特别强调礼与"中"道之间的必然联系.吕坤所谓的自然、真情之礼就是符合中道之礼,中道也是规范人处世行事的标尺.吕坤的礼学思想与他的特立独行的治学精神、治世重民的实学思想密切相关.吕坤礼学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论荀子礼学的规范诉求

仁学是儒家关于个体(圣人)的精神空间的理想设计,礼学则是儒家关于群体精神空间的规范设计。荀子把礼看作是个人修身的根本和维护社会等级以及治国的根本,突显礼的规范作用。如果说孟子以性善论说明了人履行仁道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可以说荀子以性恶论说明了以礼义规范人的行为的必要性。性善论强调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突显自律原则,倘若没有他律约束,容易流于空疏;性恶论强调规范约束的必要性,凸显他律原则,倘若脱离内在自觉,容易导致强制而难以推行。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奠定了儒家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探究

从语言层面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以被理解为"礼法不以身份高低论贵贱"。句子表达的意义分两个层面考虑:从礼的角度看,礼制有追求平等的一面,礼学重视民众,现实中依据对礼的掌握程度来决定身份升降;从法的角度看,惩罚有特定的法律依据,惩罚与违法行为相关,刑罚追求公平,身份因素淡化。因此这种理解符合当时的观念和现实。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中国“三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涉及面广,"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20世纪的"三礼"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法,研究视角多样化,从而在一些学术公案的探讨上多有突破。但是,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三礼"研究谈心性的居多,谈礼制的较少。未来的"三礼"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应该在传统经学考证方法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北魏孝文帝时期禘祫之议与北朝礼学发展

北朝自北魏孝文帝以来,以崇儒汉化为国策,尤其重视汲取汉家礼仪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朝经师治"礼"风格,对其后三《礼》学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导向作用。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禘、祫的论辩,北魏统治者一改汉儒治礼尊郑(郑玄)排王(王肃)的原则。依据统治的实际需要,糅合郑、王学说。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礼制政策方面的调整奠定了北朝礼学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