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农民主体地位 促进农村环境治理

农村环境的好坏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农民群众福祉,农村环境治理成效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成败。长期实施的命令控制型农村环境管制理念和措施执行成本高昂,农民的消极、抵制态度也使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农民理应是农村环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和力量,国家应以制度保障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中法律保障问题与困境包括: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组织机制缺乏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稳定的深度合作模式;发展不平衡成为推进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需要完善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法律保障体系,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运行机制,设立华北督察执法局作为统一的区域环境执法机构。     

民族地区牧民权益保护视角下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研究——以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为例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生态法治建设的重要制度构成。然而,民族地区构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具有特殊的涵义,其生态补偿制度探索至少需要凸显资源补偿、环境补偿、生存补偿和文化补偿等四个方面的价值维度。以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为例,民族地区构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既需要优化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结构、拓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资金渠道,而且应当通过树立保护当地人利益的意识,汲取本土有益生态文明传统,推进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市场化运作。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应当立足于其条件充分、特色鲜明的区位优势,依据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有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立法自治权,在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方面积极作为和率先垂范。     

以法治推动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青海省是黄河的源头省份,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中的地位重要而特殊。推动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解决深层次发展矛盾,促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针对青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法治困境和现实需求,从明确依法治理理念、完善地方立法、创新生态补偿制度、弘扬黄河文化、健全区域协调联动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法治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可行性路径研究

粤港澳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是大湾区合作建设发展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大湾区法治建设一体化的必然选择。面对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差异较大、政策法规体系性不强、部分政策法规地域特色不明显、立法协调操作程序不完善及政策法规协同性评估制度设计不足等困境,需要围绕创新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制度内生动力、打造系统性强协调性高的大湾区法律体系、加强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自身区域特色、规范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过程中的立法协调操作程序、建构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协同性评估制度及其创新性互动实施制度等六个方面,加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可行性,以期实现大湾区法治建设一体化的目标。     

国际海底区域活动之国际环境法规制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及其产生的环境影响更加严峻,对国际环境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蕴含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中的环境保护要素,逐步走向侧重于规范相关“区域”活动主体“义务+责任”的国际环境治理模式。但从当前的总体情况而言,“区域”及其资源的国际立法仍然侧重于保障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而对环境效应重视不足。故亟需国际社会扩大“区域”活动主体范围并加强能力建设和环境监管、统一相关环境标准并细化环境补偿基金等事项,促进“区域”活动之国际环境治理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以建立健全“区域”活动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     

论我国农民环境权利保护的法律援助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仍然十分严重,农民在环境保护中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而处于双重弱势地位,即使其在司法活动中也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基于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的考虑,急需通过法律援助解决广大农民在环境污染侵害中所遇到的法律纠纷,保障农民环境权益。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现状急需环境污染受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嵌入,同时开展农村环境法律援助是提高农民环境维权能力、解决农民环境维权难题的必然要求。针对农民环境维权能力和行动劣势明显、立法规定不足、法律援助资源缺乏、环境法律援助案件的处理难度大等法律援助困境,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立法规定,加强援助机构设置,增加援助经费,加强宣传教育和司法队伍建设。     

借鉴香港法治经验，在粤港澳紧密合作中创新——香港专业立法起草制度分析

实行立法起草的专门化是香港法治经验之一：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社会各方对立法活动的参与而设立的，是专业研究立法的机构，为法律草拟科提供研究成果，在香港立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东省与香港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在立法制度方面是不能进行机械比较和模仿；但我们可以学习其法治精神，从技术上学习其先进经验，提高我省的行政立法水平.     

论我国"生态损害"的立法定义模式

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不仅以生态环境为媒介造成了环境侵权损害,而且也已经造成了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这类损害独立于传统的环境侵权损害而存在。应该借鉴部分欧美国家(地区)和国际公约的法治经验,建立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让相关责任人负担生态环境本身损害的填补责任,并借此震慑潜在的环境危害行为人。建立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度的首要课题是生态损害的立法定义模式,可以将已有的国际经验归纳为直接定义式、列举组分式、间接定义式和“引申”式四种,我国将来应采取直接定义与列举组分相结合的方式。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囿与治理之道——基于湖北省某村的调查分析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呈现老人农业与产业空心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公平发展机会被剥夺和人文精神缺失等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始终耽于重"建设"而轻"治理"的困囿,因体制机制障碍、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水平、治理主体单一以及治理理念缺失,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不理想。反思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弊,循由价值反思—主体重构—路径创新的治理逻辑,探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道,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以治理农村人居环境为导向激发村民自身潜能。     

生态安全语境下中国能源法的变革：问题与应对

能源安全的内涵应包含供应安全和生态安全两层涵义,能源法呈现生态化趋势。我国现行的能源法在生态安全保障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例如能源生态安全理念不够深入,能源立法体系不够完善,能源法律制度亟需健全和创新等。在能源法的生态化变革中,要将生态安全作为能源立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对能源法体系进行全面的生态化构建,加强能源法与环境法的融合,重视新能源的污染问题,并将外部性解决作为构建生态能源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     

低收入群体社区环保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激发公众环保参与,无论对于实现社区环境治理效能提升,还是社区整体治理水平提升均具有现实意义。但低收入群体社区参与不足是普遍性的客观事实,分析发现,第一,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保参与率较低,且城市低收入群体参与度高于农村低收入群体;第二,较高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良好的社区政策环境(政策公开透明)对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保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社区政策透明的影响程度更高;第三,福利资源的获得对低收入群体社区环保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在城市社区环境治理中,可通过畅通参与渠道给予低收入群体参与的制度保障,增强其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通过优化社区政策环境激发其参与热情。此外,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整体参与率低的问题,还应在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上向农村低收入群体倾斜。     

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与破解路径探索

村民作为村庄环境的天然在场者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其他主体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前我国村民在参与乡村环境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失序、村民参与内部性紊乱、自主治理创新性不足、治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导致其参与治理的有效性不高.上海市崇明区通过"全员治水"模式,在发挥村民参与治理主体性作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及启示.可考虑从重塑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平衡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提高村民主体性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鼓励村民建立并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地方的经济与环保设施建设、构建长效的村民参与治理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破解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     

环境治理中行政服务的理念预设与机制面向

环境治理是保证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之客观基础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不科学的考核标准和执法目标、不合理的执法手段、不完善的法律规定等引发了企业大量关闭或生存运转困难等诸多问题,进而对营商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有必要充分借鉴域外发达国家成熟的环境治理行政服务经验,针对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行政评价制度体系,充分利用公众参与,实现环境的公共治理,并强调行政指导行为的作用,实行柔性执法,使加强环保执法与优化投资环境相协调,建设一个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法治国家。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刑事立法新探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条件,以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及和谐统一;它不但包含着人类用友好、文明的方式对待大自然,而且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上都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崭新理念.因此,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本世纪法制系统发展的主流,环境保护必然要求重新评价和修改现有法律,改正不适合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趋势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刑法介入环境保护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也正面临着一场"绿色"变革.我国现阶段环境刑事立法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以生态文明理念为背景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走向理性化的科学路径.     

SPECIAL ISS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 Roadma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China

十八大报告在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总体方略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勾画了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其目标是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法治系统,任务是将生态理性纳入法治运行轨道,路径是健全和完善生态法治的制度与体制机制。     

金融生态建设及主要影响因素

金融生态是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而金融生态总是受一定的因素作用和影响的,这些因素包括信用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等,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法制环境,它是影响金融生态的根本因素。加强金融制度建设,要完善金融立法,完善金融宣传法律制度,完善金融执行机制。     

论正义化的法运作

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始自主体性法理念的凝练 ,功在良善法制度的创就 ,而成于正义化法运作的展开。其中 ,主体性法理念的内核由自由理念、权利理念和法的统治理念三要素组成 ;良善法制度是由以发展人权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拘束公权力为核心的权力制度两大支柱支撑的 ;正义化的法运作则包含立法正义、执法正义、司法正义、守法正义和监督正义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限于篇幅 ,本文仅就法治运作环节略陈管见。法运作的正义化即主体性法理念的物化、良善法制度的现实化 ,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立法正义立法正义是法运作的起始环节 ,该环…     

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与行动取向——以小溪村为例

不同民族和文化对环境公正及运动的地方化理解,有别于西方主流含义,构成全球环境公正和环境治理的前提。本文以一个中国基层农村社区的居民反对当地钨矿开采而进行的上访为例,试图揭示在独特的产权结构下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及行动取向。在这一个案中,少数钨矿老板一方面通过垄断并无偿使用公共资源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却将严重的生态问题以环境零成本的方式转嫁给当地。这种“私人赢利,集体买单”的现象,是村民感到环境不公的根源。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公众在“环境公正”问题上强调“公平分配”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立法的政治参与诉求不同,当前中国农民在环境公正问题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企业在无偿获得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承担相应的集体或社会责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