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赌博中的腐败行为分析

公职人员赌博被人称为“桌面上的腐败”。文章全面分析了公职人员赌博中的种种腐败行为,剖析其成因,阐述其危害,最后从多个角度提出遏制公职人员赌博中腐败行为的有效措施。     

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效益分析

腐败有成本和收益,反腐败同样存在成本和收益,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导致了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以及反腐败的人是否选择反腐败。如果腐败的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则他们会采取腐败的行为,否则,他们不会选择腐败;同时,反腐败的力度决定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如果反腐败收益大于反腐败成本,则政府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反腐败。本文首先分析了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效益,接着针对我国反腐败现状,从教育、制度、监督和查办案件几方面分析促进低成本反腐体系的建立。     

腐败控制的制度机理与因应策略

腐败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前者包括人的私利本性、职业价值扭曲和针对具体公共事务的腐败动机;后者涉及权力、制度、文化等因素。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腐败形成的决策机理是行为者进行利弊权衡或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腐败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零,就有产生腐败的动机。腐败形成的动因决定了制度控腐的机理。一般机理主要有弱势阻转、减利增弊、减小期望值;衍生机理有情感激励、维持公平、双向强化、临界控制等。据此,本文提出了一些控制腐败的策略,即满足公职人员的基本物质需要、改造公共文化环境、加强廉洁教育、奖廉与惩腐并重、完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关键控制、建立附加控制、建立外部反腐机制、完善反腐信息机制等。     

监管腐败与寻租博弈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检举腐败活动当成一项个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把检举成果(打击惩处贪官)看成公众获得公共收益。执法部门侵权的同时也往往存在司法领域中腐败的情况。腐败的检举工作具有外部性,检举腐败的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称的,公众检举腐败的意愿低,即出现反腐败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可以通过设定合适的举报奖励额度,有效地打击腐败。作者设计了一个存在外部监管机构能提供有效监管的三方博弈模型。在当前立法建设取得成绩的时候更应该提高人大的监督管理地位,这会有效地制止司法领域中的腐败行为,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渎职的克星:建构刚性的责任行政机制

近年来 ,某些地区、某些行业重特大恶性责任事故频频发生的现状令人担忧 ,而几乎每一起责任事故的背后都游荡着“渎职”这一幽灵。在职务犯罪领域 ,渎职犯罪案件也明显呈上升态势。严峻的现实给反渎职的理论及对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渎职行为是国家公职人员常见的一种通病 ,所谓渎职通常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 ,玩忽职守、没有尽职尽责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及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从本质上讲 ,渎职与贪污受贿是权力腐败滋生的一对孪生怪胎。不过 ,渎职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其严重的危害性常常容易被低估或忽视…     

公职人员犯罪危害极大

公职人员犯罪危害极大陈国权（浙江大学现代行政发展中心主任、副教授）我国当前公职人员犯罪非常严重。这对我国政治稳定产生很大威胁。我认为我国真正的社会威胁不是来自流民，不是由于贫穷，而是公职人员的腐败。公职人员大肆挥霍，贪污盗窃，老百姓就会当然地把对现实...     

论腐败及其法律控制

腐败是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损公肥私或假公济私的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反社会并危及统治秩序的行为，发展下去往往可能给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廉政与反腐败国际理事会主席彼得·艾根所言：“在大规模商业活动中，涉及到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正破坏着千百万人的生活，使数十个国家局势不稳。腐败作风是当今贫困的重要起因，是遏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①因此，消除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我国法制理论与实践中…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应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变质,权力变质的思想根源在于少数国家公职人员缺乏正确的权力观.本文分析了权力扭曲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必须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     

马克思恩格斯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所奉行的政治伦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关注巴黎公社革命特别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等革命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思想。他们认为,腐败现象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它是私有制以及国家公共机关和“常设公职人员”的伴生物;消除腐败的根本措施在于消灭私有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廉价政府”;必须建立普选、罢免、监督的廉政机制,以防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和建设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控制公司违规占用从属公司资金行为的刑法规制

现代社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都是理性的、自利的,他们实施各类经营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首先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这一内在利益的驱动,决定他们在做出决策、付诸行动前,必先就决策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当涉及行为可能违法时,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比较将决定行为的实施与否。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关联交易中控制公司违规占用从属公司资金,已危及从属公司的生存与发展,而现有民事责任的规制作用有限。以对挪用资金罪的适用范围作扩大解释,引入刑法规制,通过加大此类行为的违法成本,可威慑公司资金占用方,使之止步于违法犯罪之前,同时对于关联交易中受损害的从属公司也增添一个法律救济渠道。     

非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刑事制裁(英文)

为了惩处非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行为,中国刑法反腐败体系先后经历了以共同犯罪模式处罚到以单独犯罪模式处罚,以及由司法解释探索处罚规则到由刑法典直接规定罪刑规范的转变。司法解释格外关注对与公职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的非公职人员的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解决司法解释产生的刑法真空而设,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法律障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一般化应是今后的完善方向。     

构建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思考

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反腐的终端武器,是许多国家预防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一种常用手段。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相比之下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起步较晚,发展滞后,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进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制度。本文介绍了财产申报制度的一般理论,分析了我国目前财产申报相关规定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完善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论腐败分子

提起腐败分子,党内外群众无不切齿痛恨。那么,什么是腐败分子?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想对此作一简要分析。一、腐败、腐败意识、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要弄清腐败分子的概念,首先必须搞清什么是腐败、腐败意识和腐败行为。所谓腐败,原意是指物质的腐烂。如《汉书·食货志上》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引伸义为一切事物由生机健康状态向着腐朽、败落状态转变的过程。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腐败,是指思想上、行为上的堕落,组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对党政机关腐败行为的经济学思考

由于党政机关的腐败行为总是与政府、组织、权力、官员相联系,因此,这些年人们多从政治的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然而也应该看到,党政机关的腐败行为同政治、法律行为一样,５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其作一些分析思考是大有益处的。 一、党政机关腐败行为的本质是权力 商品化 各级党政机关,是具体履行我们党执政领导职能,代表人民行使党政管理职权的领导机关和办事部门。在党政机关中,领导干部比较集中,党员在干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他们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其行为总是同权力紧密相连。正…     

论公职人员的角色与道德义务

"角色"是现代社会普遍的现象,从角色出发分析道德义务就是一种实证方法,这意味着道德义务来自角色的设定.行政伦理所关注的公职人员的道德义务也不例外.公职人员的角色和相应的道德义务都应限制在工作时间内,工作时间外所作的善举、救助行为都属于超义务,可以看做见义勇为.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变迁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变迁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蕴含着成本、收益及风险等相关的经济行为,是基层治理各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本文以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为视角,从制度需求、供给及路径依赖出发,探讨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发展演变,以期在中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实现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     

房产“限购令”的救济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房产"限购令"作为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保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存在瓶颈,通过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若干路径,可以有效突破上述瓶颈。     

中国人偏好信访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信访者视角的分析

信访作为一种弱程序性的救济途径,在当前社会中有着很大的需求量,而本应作为"主力军"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信访者的信访行为进行分析。信访诉求处理的需求大于供给,导致信访普遍"价格"上涨,信访者福利下降;除了谋利型信访和信访者主观认为收益大于成本之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收益小于成本的;由于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存在,信访者为了寻求内心的安慰,而选择继续上访。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形成普遍的信访"价格",增大信访的机会成本,同时帮助信访者合理评估信访的成本与收益,减少对沉没成本的主观放大,逐渐改掉中国人信"访"不信"法"的偏好。     

当前高校领导干部腐败行为的生成与防控探析

高校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有损于学校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本文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其腐败行为生成的相关因素。具体而言,高校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审批权限、工作受关注度、审批权自由裁量度、工作流程透明度、社会关系、法制意识、教育理念和信念等因素均与高校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有关。为此,建议采取加强审批权限的监督、建立工作岗位交流和流动制度、加强领导干部的信念教育、完善激励惩戒机制等措施防控高校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