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意调查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民意调查始于西方民主社会,至今已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民意调查方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它在资金投入、调查方法、调查机构、重视度及专业人才方面对中国的民意调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政策与民意采集结果的一致性分析

政策与民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令人好奇与值得探讨的现象,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西方学者对政策与民意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表明,西方政策与民意采集结果的一致性以多种形态呈现出来,表现为政府政策对民意采集结果的响应,政府通过引导使民意与政策趋向一致,不同政治领域与事件中表现的一致性关系不尽相同。     

国外民意调查发展阶段划分研究综述

民意调查的发展,考察其阶段的划分是一个重要角度。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学术研究资料中,以研究美国的民意调查为主,有两种划分方法,一是以不同年代民意调查的变化特征来划分的不同阶段。二是将民意调查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国外民意调查的主要方法

国外民意调查的主要方法包括:面访调查,抽样方法主要为多阶段整群抽样、配额抽样;电话调查,抽样方法主要为电话号码簿法、随机数拨号法及综合抽样法。     

国外政府利用民意调查引导民意研究综述

民意调查也称民意测验,是运用系统性、科学性、定量性的步骤,迅速、准确地收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的社会活动。有学者将国外的民意调查看作是:公共舆论的“晴雨表”。公共舆论作为国外政府决策“风向标”,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利益集团的重视,而且更受到从国会议员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他们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常常想尽各种办法借助公共舆论为自己服务,民意测验就是议员利用公共舆论的一种好办法。     

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

技术治理的逻辑是通过识别和处理源源不断的问题进而把社会呈现在国家面前。它能够完成其使命吗？本文以S市C街道2014年至2016年的连续民意调查为经验对象,系统阐述民意调查为何表面上是一个统计学过程,实质却是由权力运行支配的政治过程。分析表明,在将复杂民意化简成民调数据时,技术只能保证化简程序的严谨性,化简方向则由操作者决定。民调项目的规定性源自基层权力结构,又被转移到对复杂民意的筛选、压缩和量化过程之中,生成指标体系。据此,本文揭示了技术治理的悖论--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时,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     

民意调查技术的新发展

民意调查的新技术主要包括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等。其中电脑辅助电话调查包括电脑辅助面访和电脑辅助自调查等,网络调查可通过E-mail问卷调查和网络调研系统等进行。     

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民意调查在中国出现较早,但其发展还是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以后,中国的民意调查形成了调查主体、资金来源、调查内容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并且具有了新的发展特点。民意调查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表现在反映社会评价、辅助决策、社会监测、舆论沟通和学术促进等几个方面。     

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多样性劳动就业政策选择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失灵、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大规模失业这种共同挑战,西方国家却采取了多样性的劳动就业政策选择,即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合作主义劳动就业政策、以法国与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劳动就业政策和以丹麦等国为代表的灵活安全性劳动就业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多样性的劳动就业政策选择根源于对失业的多样性解释、多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各国多样的历史文化传统.这对我国有着重要启示: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并非是解决失业与就业问题的唯一选择,更不是最优选择;高福利与充分就业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多样性劳动就业政策选择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共同原则.     

西方福利模式的改革趋势:日益背离普享原则

一、削减政府公共支出规模 人们普遍认为,货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通过提高利率来抵御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以及失业是推动赤字上升的主要因素.此外,随着20世纪80年代货币及资本的跨国流动性的增强,各国为了防止资金流入利率较高的国家均倾向于采取加息措施,这加重了政府的债务成本.     

"思想库"研究:西方研究综述

本文综述了近几十年西方思想库研究领域的三个传统: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并分别从政治学、政策过程理论与知识运用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梳理了思想库影响力的理论脉络,最后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库"的研究的两种不同视角.     

"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是中国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政策试点结果存在差异。对30个政策试点案例进行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中央政府、试点地区、非试点地区和政策试点方案四大类因素对政策试点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缺乏中央政府经费支持、政策试点效果差、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小和学习动力弱是政策试点夭折产生的必要条件,其发生的典型路径有中央动力缺乏型、地方动力缺乏型和试点效果不佳型三种;发布政策试点的机构数量少即中央机构职责清晰、利益协商一致是政策试点局部推广的必要条件,其产生路径有八种;中央推动力强、政策试点效果好、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大和政策目标单一是政策试点推广至全国的必要条件,其产生的典型路径有"两地一府一案"型和中央强力推动型两种。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比较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相比 ,有四个不同点 :在取得政权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外生党(革命党 ) ,西方执政党是内生党 (选举党 ) ;在执掌政权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执政党 ,西方执政党是部分执政党 ;在整合社会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权威党 ,西方执政党是权力党 ;在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是合作型政党 ,西方执政党是竞争型政党。这四个不同点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 ,而西方执政党都不具有领导党的属性。中国共产党只要尊重人类社会执政规律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权运行规律和社会自身运行规律 ,就能够正确地领导国家与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协商式民意调查: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设计

协商式民意调查是调和政治平等与协商、落实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基本的一种制度设计.依照严格的程序,协商式民意调查不但有助于民意的探究和改善公共决策的品质,而且通过公开协商的环节,普通公民也会逐渐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养成参与的美德、提高参与的能力和厘清对政策的认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公民参与形式,协商式民意调查对中国扩大公共参与、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生态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将人对自然存在物的义务纳入伦理学关注的视野,进而将传统伦理学关注的人际义务扩展到代际之间。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并不算长,但它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伦理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旨在对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走势加以展望。     

西方死亡态度研究综述

本文着重介绍西方国家在死亡及死亡态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对于死亡的定义,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理解.关于死亡态度的内涵,由于其复杂性以及研究者使用不同的研究工具,他们的结论也各不相同,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死亡恐惧与焦虑、死亡逃避、死亡接受.     

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关系复杂:即二者既有亲和之处,更有尖锐的分歧之点。现代性本身即暗含着自我批判的维度,而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对其自我批判精神进行了发扬光大。后现代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在总体性问题的不同,也就是在关于人类主体解放的"宏大叙事"上、在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救赎方案上的大相径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执著于启蒙运动所标举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后现代主义从极具微观色彩的话语层面,提出了旨在张扬差异、反对总体化的理论。以差异理论为主要内涵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新兴的各种亚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和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总之,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断裂式的,而是一种扬弃的关系。     

西方环境话语的类型学分析

环境话语主导着环境公共事务的走向,进而实质上决定着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分配的格局。从西方生态政治场域来看,主要存在四种环境话语:生存极限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理性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和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每一种环境话语都试图成为建构主流话语的主体,或者用自身认同的价值元素和叙事方式重组主流话语,从而决定环境公共事务的走向。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与分析——兼评国内西方文化史研究现状

西方文化史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时代、新史学时代和新文化史时代的发展过程.在传统史学时代由于政治军事史占主导地位,文化史研究被边缘化.新史学时代是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时期,科学技术革命给文化史研究带来了转机.新文化史时代把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转向了社会文化的范畴,注重跨学科研究.虽然国内对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繁荣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滞后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大众文化研究、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多元化和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等问题的认识上尚需深入研究.     

公共政策扩散、政策转移与政策网络——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构建

公共政策创新扩散和政策转移是当前公共政策领域关注的主题之一.尽管它们都在关注全球化时代政策知识扩散,但却存在着差异.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特别是政策知识传播网络视角,笔者对创新扩散和政策转移进行整合性框架的构建,以推进其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