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超越价值观的成就及理论不足

现代新儒家为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对于儒学超越性的层面进行了现代意义的论证和彰显。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的一次历史转进,并且对儒学心性论现代意义上进行论证,为超越性设定理论基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超越性所作的努力存在着经院化哲学倾向和个体化的体知的思维特征的不足,从而他们所着力阐扬的“内在而超越”是不具有操作性的,也是难以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建构中充分体现其作用的。     

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意义与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摆脱汉唐,独言义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的“新”既体现在“理本论”的哲学形态上,又体现在思维方法上。而之所以能够从“本然之全体”上实现为“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综合运用上。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的原则下,以“言意之辨”所蕴涵的“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和“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以及“辨名析理”的逻辑方法,解读儒家经典,重构儒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则是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唐而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     

无可说即是说也——中国哲学的深层思维向度

与西方哲学相比 ,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方面有一个显著特征 ,即重直觉参悟、经世致用 ,而逻辑推理与为求知而求知的方面则欠缺。其中直觉参悟实构成中国哲学的深层思维向度 ,它可分为正负 (或肯定式与否定式 )两个方面 ,本文拟探讨否定式思维向度的必然性及其理论意义。一、“说”之对象——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否定式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具体表现 ,其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无可说即是说也”。“说”即是用语言描述 ,“无可说”即无法用语言描述。“无可说”之“无”严格地说应是“不”,“无可说”也即“不可说”。如果这里的“无”不是“不…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从批孔到释孔的转折

批孔与释孔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批孔是中国现代哲学的生长点 ,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局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实证哲学等三大思潮的释孔方式不同 ,形成不同的儒学观。但是 ,努力发掘儒学的合理内核 ,促使它实行现代转换 ,是中国现代学人的共同方向。在新的世纪 ,三大思潮互动的局面仍然会保持下去 ,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解释孔家思想 ,将会有更深层次的讨论     

现代新儒学的视域限制

现代新儒学的视域限制王中江（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在现代中国思潮中，新儒学无疑占有突出的位置，甚至可以说它已成为世纪末的“显学”。与其相应，对它的研究，亦显得格外活跃，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但是，如果我们不愿停留在已有的水准上，我们一定有许多事情要...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 ,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 ,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 ,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 ,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 ,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 ,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儒学与中国人的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一种非逻辑的思维方式。它不是运用逻辑形式来把握和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事物和认识事物。这种直觉思维广泛体现在中国人的哲学和科学思维中,从而成为中国人思维的主要方式。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熊十力的新易学

熊十力创立了自己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新易学,成为现代新儒学大师。一、“归本《大易》”的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对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大家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归本《大易》”,完成了他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建构。他的哲学本体论建构,学术界一般认为1932年其《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原名《境论》)正式出版就已宣告完成,这是不妥的。他自己在1952年删定的《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的《删定记》中就明确指出：“《新论》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即使1944年出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其哲学本体论建…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对现代新儒学几个问题的论争——“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观点简介

最近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锦金教授和南开大学哲学系方克立教授共同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与广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在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安徽社会科学院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研究》和《哲学动态》编辑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数十人。会议围绕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关的若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一、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定位与会者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现     

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意义——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

现代新儒学将儒学加以哲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深度关涉。这种关涉有时是显性的,例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有时是隐性的,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其共同点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周易》的形而上学化的诠释。这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去形而上学化趋向形成了鲜明反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去形而上学化就是不可商榷的、而现代新儒家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再次落伍了。但是无论如何,一方面,旧形而上学确实是“无本”（无源）的,其对《周易》的单纯哲学化、形而上学化诠释确实是颇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去形而上学化尽管同样偏颇,然而确实敞开了重新发现本源,从而重新诠释《周易》、重建中国哲学的可能。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     

冯友兰与儒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

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性学者,他一生致力于儒学的世界化与现代化,有力地促进了儒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他对于哲学使命、哲学方法、哲学命题以及哲学方向的可贵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研究获得了典范意义的符合现代学术体系要求的学科范式.     

老子哲学思维方式探微

老子哲学思维的灵魂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哲学思维的特色是:由天道推及人道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玄览”、“静观”的直觉思维方式,“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出场”专题研讨（笔谈）——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开展的四个向度

在国学研究繁荣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似乎也正享受着它的蜜月期。不过,这并不能掩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尴尬：中国传统哲学应该转换成怎样的现代形式？中国传统哲学能否开出真正的“哲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兑现它对现代社会的承诺？为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本刊特约数篇文章以示讨论。这几篇文章或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出场的路径,或从学科的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开展的方式,或对中国传统哲学出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探讨,或以现代网络为背帚,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生存发展所面对的新问题和新要求,或以儒学为案例,探讨儒学当代开展的诸种方式。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开展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学术课题,编发这组文章,希望能引起同行与学术界的关注,以便展开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批判与构建：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学挑战的回应

20世纪40年代,面对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回避,而是采取了主动式批判与深刻性构建并举的策略。“主动式批判”,即将这种回应置于主动“破”现代新儒学的科学性的实践中,以此来“立”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大力彰显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度;“深刻性构建”, 即通过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开展系统性地“立”,亦充分体现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的深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