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刍荛鄙说到竹帛正言——略论司马迁对口传史料的考订取舍

由于文字材料的缺失和不完备,早期历史著述在较大程度上要依赖口传材料.但口传材料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采录之前必须下一番考辨取舍和编纂加工的功夫,否则就难以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太史公撰著<史记>,对口传史料精审考辨,摒弃荒谬者,采用可信者,或折合诸说为一说,其考订取舍口传史料的方法,堪称中国古典史学著作在此方面的优秀典范.     

关于史贻直两则史料的考订

对于两则史料的考证表明,与陈元龙随康熙帝南巡驻跸德州,＂酷嗜谈巴菰（烟草）＂的不是史贻直,而是其父亲史蘷。汤右曾没有也不可能为史贻直撰写墓志碑文,钱仪吉编《清碑传合集》中署名汤右曾撰写的史贻直碑文,是有人假托了汤右曾之名,抄袭了刘纶撰写的史贻直碑传一文。     

从主流到边缘: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史料考订派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史料考订派从史学界的主流地位一步步被推向“边缘”。史料考订派不仅丧失了学术机构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的经营权,而且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在学术体制化的背景下,他们大多在努力配合新意识形态;但有的仍在守护自己的学术路数。史料考订派的“边缘化”主要受外力影响,同时也有其内在逻辑。史料考订派在这一时期的衰落与他们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表明,外部因素对学术影响巨大,但学术也有保持独立性的可能。     

论孔子对司马迁取舍运用上古神话传说的沾溉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了大量的上古神话传说以补上古史资料的缺失.其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取舍除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爱奇”倾向及《史记》创作原则及主旨影响外,也深受孔子思想的沾溉.在司马迁对上古神话传说取舍加工的过程中,孔子的天命观、符瑞思想、春秋“取材”及其对神话历史化的贡献无疑起到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对其脉络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发展演变历程.     

客观求实 秉笔直书——司马迁及其《史记》对新闻工作者的启示

新闻与历史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古代史家记录历史同今天新闻记者记录现实是相同的.新闻与历史,除了时间性有所不同以外,其他方面的规律几乎是相通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以其毕生的精力写作了不朽的<史记>,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记者".学习探讨司马迁及其<史记>,会给当今的新闻从业者以诸多的启示.主要探讨了司马迁写作<史记>所表现出的实录精神,客观公正、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三个方面对当今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口传史诗的口承性特征——对瓦尔特·翁提出的口传思维和表述特征的诠释与思考

参考与借鉴古典学、人类学、口头诗学等多学科的成就,以不同的历史-族群经验为支撑,瓦尔特·翁归纳出口传思维与表述的基本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在口头文学的思维与表述中并非具有完全的普适性。因此,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史诗与蒙古史诗《琶杰格斯尔传》为个案,反思这些特征在口头文学,特别是在口传史诗研究中的阐释力与不足。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从占星学的角度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占星学背景下的一个命题,其中的"天"指占星学理论中的天象及其运行规律,并非等同于"自然"。因此,不能把"天人之际"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合一即"天人合一"。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实质上是力图把占星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追求思想与经验统一,在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与下句"通古今之变"恰巧形成对应。澄清这句名言的原本意义,不仅还原出司马迁的历史形象,而且还从秦汉学术、思想的展开中,发掘出占星学在当时更为根本而广泛的影响,展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长期被遮蔽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

司马迁在2100多年前提出的民生观念、荣辱观念、物价观念、周转观念、安居观念、经营观念和职业观念,对西汉时期的经济建设、民生建设和会计文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复兴的今天,其精华内核值得学习与借鉴.     

从《孔子世家》对神话材料的处理看司马迁的历史观

孔子对神话的态度如他所身处的时代一样是矛盾和困惑的,后儒将其彻底理性化的倾向是不真实的.<孔子世家>采<国语·鲁语>孔子答疑论古的神话材料入史,是对孔子神话思想的真实反映,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深刻表现.     

司马迁与班固的民俗观比较——从《史记》、《汉书》的史俗记载切入

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史的过程中,以史学家的眼光,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一些非正统文化的因素,广泛搜集并记述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多方面的民俗事象,体现了史家论俗的眼光和意识.同时,二者在对民俗及其功能的认识、民俗与地理环境关系、礼俗及乐俗的见解等方面又形成了各自的民俗观,推动了我国民俗理论的发展.     

一个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情感世界

可以说<史记>这部经久不衰的伟大巨著,是司马迁那复杂而真诚、深邃而凄苦的灵魂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挣扎的结晶.但是,最能体现司马迁情感世界,凝聚着他人格魅力的乃是他的感情固疾得以暂时直接排遣的<报任安书>.这封向朋友倾吐内心感情的信包蕴着作家(一)赤热而真诚的心被冷落、歪曲的悲咽;(二)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无可奈何(三)内心深处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四)对命运及生与死的独到感悟.他对人生五味的执意品尝,让我们窥探了一个孤独而倔强的灵魂的情感世界.     

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从史料工作做起——兼谈“文学史料研究专栏”创办的意义

通过具体分析与鲁迅、郭沫若、高长虹有关的史料情况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为了写出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史,史料工作必须先行,并且应以全新的眼光系统整理现代文学资料.在繁荣学术、引领和推动学术创新等方面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学术期刊,应该在这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的"文学史料研究专栏"的创办,进一步预示着史料工作的春天即将来临,也预示着人们正在走向一条能够写出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吏的道路.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从《昆明县志》到《昆明市志》——略论地方志史料和方志学的研究

昆明的行政称谓始自元朝,至1922年前称为县,1922年起迄今为市。昆明的地方志,今存《昆明县志》和《昆明市志》等部。二志内容和体例,可以说是小同大异。对此,本文拟作简略的比较评介,以为我们编纂当代地方志,起借鉴作用,从而阐明地方志史料的探讨,是方志学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学不可缺的重要方面。余绍宋在《方志考     

是水利工程还是人造生态灾难?——从《水经注》“白起渠”史料解读说到古史真伪

《水经注》所载白起渠,在南北朝时代是一处重要的水利工程,虽借用秦将白起之名,但在性质上与所谓战国时期白起攻楚时所修建的蓄水堰坝完全不同。人称之为白起所建白起渠,其实并非是为民造福的水利工程,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堰塞湖性质的巨大水坝,以水攻鄢城的结果导致了聚集在城中的数十万生灵牺牲的人间悲剧,也是古代一次毁坏环境的重大生态灾难。后人将南北朝的白起渠归功于白起,是有意或无意地误读古史材料造成的。这说明,对传世文献的正确解读仍然重要,可为古史真伪形成问题讨论提供新的实例。     

论《左传》“逸诗”的属性问题——兼驳前人对“古诗三千余”说的质疑

由一系列的考证得知:《左传》中的“逸诗”并不是整部《诗经》的剩余,它们应来自部分政治上的显贵地区。司马迁的“古诗三千余”说并没有错,实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从林震到小林——略论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

知识分子是作家们持续关注的对象,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从50年代执着于理想的挑战者林震,到70年代痴迷于事业的奉献者陆文婷,再到80—90年代向世俗妥协的庸碌者小林。揭示这种变化对知识分子认识自身具有启迪意义。知识分子形象演变的原因可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出现危机,二是作家叙事伦理的悄然变化。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研究

如果参照时段理论将史实分为具体史实一般史实抽象史实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上述三类史实进行的考证与解读,呈现出的是一个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过程。就某种层面而言,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是陈氏史学研究特色最突出的呈现,它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此外,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精神层面的内蕴阐发构成了历史学求真维度的两个基本面相,陈寅恪的从史实求证到心史阐发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历史学求真维度的全面观照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