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浑然至善之意——论刘蕺山对无善无恶说的批判

"无善无恶心之体"乃阳明四句教之首句,刘蕺山对这句话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倡"无善无恶心之体"不仅会带来理论逻辑上的毛病,而且会对人们的思想以及生活世界产生严重危害。不过,他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亦有局限之处。蕺山先生倡本体为至善,即意为至善。意好善恶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与经验世界之前与后、美与丑、大与小、长与短、善与恶之相对待的情形不同,而是无对之独体,为心之所存。     

“四句教”是王阳明心学的纲领

<正> 四句教是王阳明在他整个理论体系完成以后的晚年提出的。王门后学诸派都把四句教视为王学纲领,坚守发挥;反对王学的诸学派,对四句教的批判最力。明代,围绕四句教的争论持续了一百多年,它虽然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内部问题,却集中地反映了心学的特质。本文试图从思维结构的角度探讨王阳明“四句教”的奥秘。     

万历年间社会思潮的转向

万历前期,王门后学以无为本,倡导现成良知,心学开始走向禅学;万历中期,心学遇到了危机和挑战,思想界围绕"无善无恶"展开了两次大辩论;万历后期,顾宪成、高攀龙推崇朱学,以宗经为基础,弘扬儒家经世精神.从万历年间王学与朱学的交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晚明社会思潮的转向.     

闽中王门考略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虽有一卷专记"粤闽王门",但却声称"闽中自子莘以外,无著者焉",因此,所谓"粤闽王门",其实只是"粤中王门",闽中阳明学者,除了马明衡、郑善夫被言及外,几乎是空白,这与明代福建地区学术发展之实况并不相符.王阳明虽去过武夷山,甚至可能还在那里讲过学,但他的福建籍弟子却主要分布在泉州、福州地区,因此泉州、福州地区应当是闽中王门的中心区域.该地区地处福建沿海,且与广东的潮州地区比邻,而潮州地区乃是粤中王学较为繁盛的区域.所以本文认为,福泉地区之所以能成为闽中王门的中心区域,既与潮州王学乃至江门心学密切相关,又与其特殊的地域环境有联系.     

王世贞的"即心即佛"思想与"阳明禅"

王世贞晚年潜心佛道,主"三教合一"、"即心即佛"思想.表现出援儒入释、扬释道抑儒的倾向,并从佛教心性论角度阐发阳明心学,通过改易"四句教",使阳明心学走向禅林.黄宗羲认识到王艮、王畿在"跻阳明而为禅"中的作用,却忽视了王世贞在"跻阳明而为禅"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王船山对“无善无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船山作为明末遗老,对晚明心学狂禅深恶痛绝,并在其著作中多次对阳明及其后学尤其是"无善无恶"学说批判。但思想史从来不可能有真正彻底的反题与断裂,本文试图梳理船山的"无善无恶"思想,及其与阳明思想之异同,从中见出晚明思想转折的内在理路。     

王门别支──论聂双江归寂之学及其在王学中的地位

对阳明弟子的论述，历来多以龙溪（王畿，字汝中，公元１４７８－１５８３年）、绪山（钱德洪．字洪甫，公元１４９７－１５７４年）为主，聂双江（聂豹，字文蔚，公元１４８７－１５８３年）之学则少人问津．其实这位被同门斥为别支的双江，对心学的承继起了重要作用。双江之学以主静归寂为旨，与阳明之学确有异同，但这一方面是对王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对王学流弊的匡正。从某种意义上说，聂双江真正担负了承继阳明之学的使命。     

明末哲学论战及其理论意义

王门后学因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内在矛盾而分化 ,并因此而诱发了一系列哲学论战 ;其中 ,关于“本体工夫之辩”和“性善本体与心体无善无恶之辩”的哲学论战 ,对于明末清初哲学思想的演变、尤其是以“黜虚崇实”为思想理论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兴起 ,有着涤旧布新、破块启蒙的意义     

阳明学“四句教”解读与评论之思想史考察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高度概括,以往学术界关于'四句教'的研究,大都侧重于文献的考证与辨析或哲学的诠释与反思。这里仅从钱德洪'四有'与王畿'四无'、王阳明对'四句教'的完整解读,以及阳明后学的评判与论争三个方面,做一思想史意义上的考察,追述他们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同时通过对有与无、渐修与顿悟、后天之学与先天之学,以及本体与工夫范畴的分析,附带揭示'四句教'之要义。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