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跨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金银变化母题,关于寻宝中动植物功能、神物作为寻宝器具的信奉,是一个外来的神秘信奉。庞杂的古代金银变化母题,离不开这一外来思路的最初启发。关于“银伥”看守金银的信奉,也当是上述掘宝民俗同一故事的别种说法,及其逆向思维和补充。藏宝掘藏故事中的蛇、鼠意象,其文本渊源,在巴利文本生故事与中古汉译佛经中普遍流传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中,也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     

金庸小说寻宝母题的佛经文学来源

金庸小说中的寻宝模式,与传统的埋宝掘葬风气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作者的反文化、反传统观念.故事文本叙事的来源应该是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夺宝遭害幸免母题、寻宝者互相谋害、意外得宝等母题.金庸对于宝藏所在地、夺宝、得宝方式等描写都进行了创新,流动着人类永恒的探索与追求,充满了吸引现代读者关注的人文精神.     

明清小说中的金银变化母题与货币制度

明清小说家以金银变化母题炮制了大量幸运故事,执著地希望通过人为努力发迹变泰,他们对于旧有母题,或进行拓展,或果断摒弃。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的繁盛,离不开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的兴盛,体现并密切了神秘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反映了经济需要和神秘想像的刺激,并对审美创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与民间叙事传统——以岳飞出身、出生故事为例

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中的模式化、传奇化叙述,呈现出鲜明的民间风格。岳飞出身、出生故事实证了在中国古代英雄传奇诞生故事中,存在着史诗化的“奇生”母题。受“奇生”母题影响,在表层叙述体制上,呈现模式化的民间叙事特征;从深层文化背景上,体现出民俗信仰、民众观念等复杂文化因素的影响。英雄诞生故事,从叙事方式、文化背景两个方面,体现了民间传统对叙事文本的影响。     

《聊斋志异·八大王》的西域传说源流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八大王>写的鳖宝故事与动物报恩母题、佛经龙女报恩母题和"胡人识宝"母题有密切联系,鳖宝具有聚宝和发现宝物功能.中国古人对于鳖宝的信奉以及宝贝观念的形成,深受印度民间风俗及西域外科医术、佛经海洋聚宝观念等的影响.     

生态批评、环境人文的研究状况(译文)

生态批评(或者如我们对此领域的一个简化定义:通过文本分析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层根源,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在从事此领域研究三十多年之后,我虽然仍不能精准地确定生态批评的原始文本即其最初的来源,但是我发现在关于《死海古卷》《易经》或《奥义书》的古代评论中,某些部分恰巧涉及到了自然的母题,那么它们就可以被视为下列探索的先驱:21世纪对包含在蟾蜍、石头等的生命里的故事及在人类身体内找到的工业废物痕迹的故事的讨论;在南非都市里的游荡者经历的文本表述;以及语言的生态诗学,从表面上看,它既不是诗歌也不与非人类的环境相合拍.     

西南民族地区赶山鞭型传说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诠释

赶山鞭型传说在西南地区有较集中的流传 ,此型传说大多包含一个禁忌母题。通过对禁忌母题中“鞭、石、猪”三个主要意象符号的文化诠释 ,认识到“鞭赶”乃源自古代祈雨活动中的性崇拜。这一崇拜观念移植到故事文本中 ,便异化为一个禁忌母题     

避讳型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

禁忌母题是中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频发性母题,就避讳故事而言,禁忌母题即为故事的中心主题。通过对这类叙事文本的阅读实例,暴露潜藏在这些文本下面的文化无意识;力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底蕴、形成的根源、发展的脉络以及这一禁忌母题所表现的禁忌民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神人之辩:独龙族童话《老虎同火赛跑》的叙事解读

叙事学方法是20世纪早期萌芽、五六十年代逐步走向成熟的形态学理论,它通过探索民间故事和其他文学文本的角色模式与叙事程式,来挖掘其深层的故事结构,并从结构形式中呈现其文本意义.文章运用这种方法来解读独龙族童话<老虎同火赛跑>,认为其原型叙述和角色模式所展示出的深层结构是强与弱的辩证对立,同时故事的原初形态还应包括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古神话母题即"神人之辩"母题,寓含着用火文明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中国古代山洞故事母题中的安全思维特征——以《桃花源记》为中心

安全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以陶渊明所撰《桃花源记》为标志的中国古代山洞故事母题,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安全问题的长期性焦虑,也体现了中国古人安全思维的保守性与消极性特点。《桃花源记》问世以后,这种"洞思维"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山洞故事"也被广泛地复制出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山洞故事母题"。这种山洞式的安全思维模式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而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思维特质。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Wade F. 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to child well-being. He explains that “fatherlessness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poo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This connection has led some observers to view cohabitation as a substitute or at least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Horn argues, however, that marriage is the best option for children and that cohabitation is a weak family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marriage. Children in households with married parents do better on almost every measure of child well-being,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come.     

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

笔者继续近几年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试图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在作者看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应当对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

什么是信息社会?为什么信息社会是必然的趋势?各国应该怎样来实现全球信息社会?本文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阐述.     

技术、经济学、科学与哲学

在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 ,科学、经济学和技术随各自服务于贪欲和权利欲的直接程度而一个比一个更加骄傲和愚蠢。贪欲激励人类创造了高水平的物质文明 ,也正把人类引向战争危机和生态危机。人类须来一次文化转型 ,须从“建立在贪欲基础上”的文化上升到“建立在智慧基础上”的文化。在智慧文化中 ,技术接受科学和哲学的指引 ,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重新结盟 ,科学自觉地与哲学对话 ,哲学善于体悟“不可言说的”存在。只有创造了这样的文化 ,人类才能安然生存     

论无为、有为与不为

无为、有为与不为,是我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哲学范畴。"不为、有为、无为"构成了人类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处世方法和人生境界。"无为"是"道",是"自然",也是适度和"守中"。"无为而治"乃是一种人生的追求、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