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政治哲学”——对施特劳斯的某种回归

政治领域是一个追求"权力"的公共"意见"领域,其最终目的是"意见"的协调统一及基于此的社会行动;哲学则是追求"真理"的相对私域,它在解答政治领域内超验疑惑的同时,不断批判不符合真理的政治。同时,哲学需要政治为其提供场域和支持,政治则需要哲学为其提供理性导引和德性保障。此即哲学与政治复杂张力结构关系的一体两面,而政治哲学的本质就是这一张力结构关系的理论表达。这也是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范畴分析理路的某种程度上的回归。     

洛维特与施特劳斯——对虚无主义的历史与哲学克服

洛维特和施特劳斯同处于尼采思想大行其道的20世纪德国,纳粹极权主义政治迫害和犹太裔德国人的身份窘境构成了二者学术思考的理论出发点。然而,由于二者对犹太人身份、犹太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差别,导致两位哲学家对虚无主义的思考路向和判断结果的明显差异。洛维特拒绝犹太人身份和律法传统,试图从基督教救赎史学的角度来考察19世纪德国精神史的内生性反叛和逻辑演进;施特劳斯则从犹太人问题切入,试图借助中古犹太律法资源及其摹本——柏拉图学说来找寻现代性走火入魔的病根。因此,二者在思想起点(基督教资源与犹太律法资源)、致思路径(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史)、考察重点(检审19世纪精神史与重启17世纪古今之争)、理论归宿(古希腊晚期哲学与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对虚无主义的审视上,二者的思想史研究对我们理解20世纪政治事件和精神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犹太教问题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是从犹太教问题出发的。我们只有从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与他的犹太教传统的关系入手,才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路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这对于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和自己的民族传统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罗蒂: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罗蒂政治哲学批判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哲学的讨论成为西方哲学的焦点.在这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讨论中,主要争议发生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罗蒂的政治哲学包含着两种成分,一种是后现代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罗蒂政治哲学中的两种成分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而这种张力使他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都变得复杂.     

施米特与“拦阻者”学说

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是其国际法理论的代表作,其中"拦阻者"学说对理解全书构思极为紧要。"拦阻者"概念在施米特政治神学中具有核心地位,这一神学概念同中世纪基督教帝国之间的内在关联是理解《大地的法》之论述框架的关键。"拦阻者"形象出现在施米特诸多著述中,忽视这一细节就难以把握施米特政治思想的神学底蕴。"拦阻者"学说具有明显的论战性质:施米特不仅运用这一神学形象抵制终末论幻想,而且为阻击各种世俗化了的终末神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本文以"拦阻者"概念为核心线索,具体梳理这一论说在中世纪的神学渊源及其在施米特著作中的思想内涵。     

现代危机下不同路径的政治哲学对话——施特劳斯与马克思

通过批判现代性,马克思和施特劳斯这两位哲学家的政治哲学理论联系在了一起,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不同认识,施特劳斯和马克思两位哲学家进行了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对话。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危机归于理论危机,而马克思将现代性危机归于实践危机。基于此,两位哲学家提出了基于不同政治哲学路径的解决方案。回归政治哲学,可以看出,二者的哲学思想都是对"人类应该如何更好生活"这一问题的解答。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以正义与智慧为视角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就是指柏拉图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和思想。鉴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在柏拉图＂政治-哲学＂观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这个视角探查柏拉图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缘起;柏拉图＂政治-哲学＂观的正义与智慧视角;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消解,即正义与智慧、政治与哲学的整合。     

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诗与哲学之争

列奥·施特劳斯将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描述为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身份与品性问题的争论。《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或审慎德性的自然哲人,其无爱欲性和非诗艺性对城邦造成了伤害。柏拉图对这些指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会饮》贬低和否定了诗人的爱欲,肯定了哲人爱欲的至上性。《王制》不仅证实了哲人的政治智慧或审慎,而且建构了哲人独特的诗艺性。柏拉图从城邦伦理和哲学真理的双重角度对诗的批判彻底颠覆了阿里斯托芬所宣示的胜利,要求诗从属于哲学。施特劳斯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阐释回应了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并从中孕育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     

消解还是融合--罗蒂与阿佩尔哲学比较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语言分析哲学与解释学的交流与对话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蒂和阿佩尔基于不同的哲学传统,都对此作出了努力.罗蒂通过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提出了消解权威、强调对话的后哲学文化.哲学、科学等学科都成了后哲学文化中的平等成员.哲学没有了昔日的光环而成为众多对话者中的普通一员.阿佩尔则基于对康德哲学的改造而把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解释学等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先验语用学,完成了"语言学转向",使之成为第一哲学在当代的第三范式.     

政治哲学与文学:施特劳斯学派的文学研究

作为美国的政治哲学方面的重要派别 ,施特劳斯学派由于从古典思想研究方面重审了哲学语言与政治哲学传统 ,打破了现代的学科划分 ,同时又十分重视文本整体的细读 ,因此 ,他们的研究领域经常涉及到文学。本文介绍了施特劳斯学派中一些学者较为重要的文学研究成果 ,为以后深入研究简单梳理了他们的研究思路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为理论依据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清晰地勾勒了不同现代性思想间的逻辑线索,展示出一幅现代性不断展开并逐渐陷入困境的图景。意识形态概念与现代世界和人类的现实历史命运相连,它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产生,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正契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是现代性政治的典型表现。面对意识形态政治,应分析其内在冲突及其原因,防止现代政治进程中理性的过度膨胀,或是对于理性的彻底不信任;应承袭施特劳斯所主张的、古典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审慎的精神气质和理论态度。     

哲学的两种改造——罗蒂与阿佩尔哲学比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陷入了困境,"语言学转向"是哲学家们为使哲学走出困境而进行探索的一种产物.罗蒂与阿佩尔都认为这一"转向"不够成功,未能使哲学走出困境.为此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造方案.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强调剥夺哲学的特权,使之融入文化的领域之中,成为一个平等的对话者;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则强调哲学应建立在主体间性维度的基础上,仍坚持先验语用学具有奠基的功能,先验语用学把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解释学和实用主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相对而言,阿佩尔的哲学改造更具有合理性.     

拒斥自然权利是否可能——施特劳斯现代性批判的起点

施特劳斯不止一次地提到,现代世界的两大力量——历史主义和事实与价值的分野,通过对自然权利的拒斥,成功地毁灭了政治哲学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施特劳斯认为这两种途径都是失败的：历史主义在动摇了原有的抽象原则之后,并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原则,消解了自然权利的绝对性将导致无是非判断的虚无主义;事实与价值的分野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而在效果上同样会导致一种高贵的虚无主义。斯特劳斯认为自然权利是不可拒斥的,进而,以拒斥自然权利为前提的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就是可疑的。     

走下神坛的哲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观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观的矛头,虽然直指分析哲学运动,但其实质却是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寻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为了批判(大写的)哲学,罗蒂对新实用主义进行了整合,并提出了后哲学文化观。本文正是通过阐释罗蒂的基本思想,试图揭示出哲学应如何摆脱本质主义的理论困境,回归哲学的应然之路。     

哲人与僭政——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非凡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科耶夫相信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历史性质,哲人必须通过实现政治性的普遍同质国家才能获得最终的理论真理;施特劳斯坚持古典的哲学理解,反对历史主义和彻底的哲学启蒙。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今思想关于真理观和存在论的分歧。     

关于“治学的道德”——《高等教育哲学》读后感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中"治学的道德"专章,分析了治学道德具有科学精神、个人良好的品德表现、职业道德三重涵义,指出治学理想与现实是有矛盾的。联系中国学术界出现的道德危机,应加强学者治学道德的规范,强调治学道德的重要意义。     

马基雅维利与现代哲人的品质——施特劳斯的剖析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哲学家身份,西方学界直到当代仍然诉讼纷纭:要么视之为自由主义共和论的先驱,要么视之为现代式僭主论的先驱。施特劳斯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启蒙哲学的先驱的观点颇为独到,但也引发了激烈的批评和反对意见。     

公平与效率研究中的“教条”预设——透析“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逻辑层次

当下众多领域的学者们针对公平与效率所做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对以经济收入为主要对象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和对自然资源的(行政/计划)配置.对这种意义上的分配之强调,一方面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陷入一种"三律背反"式的教条预设,另一方面也给经济学(家)向社会其他领域的谮越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从而直接影响和威胁着当前中国社会对"公正/正义"所应有的倡导和诉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在一个社会系统当中,公平与效率本不属同一个逻辑层次,一个社会对公正的诉求以及社会制度的公正安排,远高于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欲求;不能简单地用表示处在同一逻辑层次的"兼顾"或"优先"等字眼来给它们进行简单地排序.维护公平是政府的天职,对公平打折扣是政府的失责,任何超越公平的发展,都可导致滑向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危险.     

政治生活的复归抑或政治哲学的复归?——阿伦特与施特劳斯现代性批判的理路比较

阿伦特把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哲学对政治的全面裁决,在普遍的和同质化的理性标准面前具有特殊性和异质性的政治生活必然被剥夺其存在的正当性,具有交互性的公共空间逐渐坍塌。因此,走出现代性关键在于能够复归真正的政治,重建公共生活。施特劳斯同样把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哲学对政治的越界使用,但他认为政治哲学化的主要责任在于现代哲人的理性任意,强制推行政治的哲学化,背叛了古典政治哲人的教诲。因此,走出危机的关键举措在于哲人自己克制对理性的越界使用,向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绝佳平衡的古典政治哲学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