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载砚海情深

所谓"四宝"砚为首者,正是因为它质地坚实、能传之百代的缘故。清代文人谢曾收藏有一方唐代澄泥砚,"虽至交,不与之见,唯著书时用之"。足见宝爱之     

中国古代文人的砚文化活动

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是中国古代文人用以研墨的工具。但是，中国古代文人不仅在文学写作与书画创作中使用砚台，同时还将其视为收藏、品评与记载的对象。而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积极地投入到用砚、藏砚、品砚与记砚的文化活动中，其原因在于砚台是中国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书写工具，并且藏砚、品砚、记砚的活动可以使他们在身心俱疲时得到放松。     

品读咏砚诗

俗话说：＂武士爱剑,文人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墨客用砚、爱砚、藏砚,留下了许多咏砚的佳诗妙句,砚赋予诗人以灵感,诗人为砚添光彩。砚有许多别名,屡见于诗人笔端,唐代文嵩在《即墨侯石虚中传》中以砚拟人,说砚姓石,字居默,封＂即墨侯＂,从此人们又称砚为＂即墨侯＂。宋代王迈在《除夜洗砚诗》中就这样写道：＂多谢吾家即墨侯,朝濡暮染富春秋。     

端砚收藏

端砚,即端溪砚。古代文人赞曰:"文房四宝砚为首,四大名砚端占魁"。端溪砚产自于广东肇庆(古称端州)端溪水一带。其问世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自它问世以来,便深受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和帝王将相的喜爱。     

从明后期世情剧看文人的人格苦闷

明后期产生了一批以世情为描写对象,抒发作者愤懑牢骚的世情讽刺剧。这些戏剧有的揭露官场的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有的抨击科场的良莠不分,袖璧输金;有的嘲讽世态人情的浇漓凉薄,趋炎附势,以及吝啬小气,吹牛作大,寡妇思嫁,兄弟相谋,人情百态,世相干种,皆可作场。题材之广泛,内容之深刻,表现文人人格苦闷之淋漓尽致,在戏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格的苦闷是文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与外在世情巨大的反差造成的。文人的人格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教育的产物。明代承元而来,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振兴纲纪,弘扬理学,加强对读书人的人格训养;追幕汉唐文化,力图实现文人的传统文化角色。其实明初文人“有质行之士,而无同异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专门之学”的人格共性在始终通行的理学灌输作用下,大致延续下来,明后期文人在人格追求上仍保留以下特点:     

砚田撷芳

农人爱田,文人爱砚。耕者日出而作熬着农家日子,文人研墨挥毫磨着书香岁月。耕田者能说出农田的子丑寅卯,磨墨人谁不知砚田的沧桑春秋？     

文人与琴

<正>"琴棋书画"作为文人四事,琴为之首,"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士无故不撤琴瑟"。在文人眼中,琴不仅是抒发性情的乐器,还代表了文人修身养德的一种立场。古代文人所弹的琴,一般是七弦琴,史籍中多称琴。唐代刘长卿诗中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之句,"泠泠七弦"指     

赵文《青山集》之文章纪实:入元南方文人的生存窘况

由宋入元的江西文人赵文是元初南方文坛杰出作家,今所流传《青山集》中的文章多反映现实。在序体文中尤见其对元初文人生存境况的书写与关怀,多有愤慨之情,从中可见当时重实而轻文的社会观念对文人士子地位的影响,科举被废使得文人在失望之余归于孝悌之道,入元的南方文人老而漂泊、难以谋生以及亲死不得葬的生存窘况。元初文人身份多样,思想自由,并且有职业商业化转向,如成为书画技师,走向书画装裱、星算卜祝、行医等行业,这是赵文笔下所呈现的入元南方文人的真实图景。     

论南朝拟公文体俳谐文

南北朝时期,一些南朝文人模拟公文形式创作了许多俳谐文。这些俳谐文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可以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体的发展变化、文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找到其原因。从创作目的上看,其中有的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有的纯为解颐之资,但在有意无意间也反映出现实的内容。在艺术风格和创作技巧上,它们独具特色,而又与当时整个文坛的风气有一致之处。     

生命悲歌与文学经典

文学史上的作家群体,在生存状况上以贫困居多,而文学经典也往往以描写贫困为主要内容。这种文人与作品的双重"贫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常态。文人的贫困虽然有拙于生事的原因,但主要源于科举和仕途的蹭蹬。有的文人不善处穷,往往以琐碎之笔描写贫困之状,但更多的文人并不以贫困为忧,仍坚守着对"道"的追求。当诗歌不能给诗人带来成功,诗人往往将诗歌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穷而后工"在这样的语境中具有非常充沛的生命意义。文学史上的这种生态现象值得认真总结。     

创新与引领: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以砚屏的产生及风行为例

砚屏并非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砚屏辨>所云"自东坡、山谷始作",而是欧阳修至迟在庆历八年就请人用虢州紫石(又称月石)制作而成,并有了砚屏之名.在砚屏的产生与广泛流传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创造性贡献,以及他们发扬光大器物文化的主体精神与不懈努力.     

论《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交往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记载了各式各样的文人交往。通过与传统所倡导的交友之道即忠恕、诚信、从义不从利、适度原则相对照,该小说中的文人交往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文本中超过半数的文人交往颠覆了传统;第二,符合传统所倡导的交友之道的文人交往集中在贤人和下层人物身上,而以下层人物为主的交往尤其值得重视;第三,解构与建构交叉进行。本文亦阐述了《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交往之所以会有上述特点的原因:一是与作者的际遇有关;二是与明清两代的友道观念有关;三是与《儒林外史》的选材和写作目的有关。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     

漫谈我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之女鬼故事

漫谈我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之女鬼故事胡仲实我国古代的笔记小说中有不少是记载鬼的故事，特别是女鬼的故事。这些作品，有的出自文人的手笔，也有不少来自民间传说。在这些为数不少的女鬼故事里，我仿佛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以女性的悲剧当背景的女鬼世界。在这个女鬼世界里...     

中唐文人社会角色与文学——中书舍人、学官及入幕研究

文章对中唐文人的社会角色中书舍人、学官以及入幕进行了考辨。中书舍人也是一种文人色彩颇为浓重的清要之官,元、白的制诰之作也可以视为中唐古文运动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时期还有不少文人都作过学官,在其生涯中都有较重要的影响,产生过不少为后人耳熟能详的名篇。而文人入幕则构成了士人阶层流动的一大景观,对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勃兴,所谈兵事涉及内容广泛,体现了文人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及其兵学修养。文人在原生儒学中寻求文事与武事结合的契合点以打通儒、武,解决了以儒者身份谈论军事问题时对其自身身份认定的尴尬。北宋文人以儒者身份谈兵,使其谈兵之文呈现出较强烈的儒家色彩。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论朝鲜古代文人“江山之助”的诗学命题

"江山之助"不仅是中国古代的重要诗学命题,它同时也被朝鲜文人所接受,并用来诠释自然景物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对于朝鲜文人来说,"江山"对诗歌有着"补诗料"、"发诗情"、"养心气"的从外到内之助。同时,对于获得"江山之助"的途径,他们更加认同从"迁谪"中获得,这是源于对中国"迁谪"文人经历险难、游历后诗文精进现象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