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城市就业紧缩中的行业替代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持续外迁,同时,城市就业紧缩,城市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本文结合武汉市20世纪90年代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通过引入差异系数等分析不同人群就业分布模式的变化趋势和劳动力市场动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行业分布和职业分布方面存在明显的分野,但竞争、替代、整合的程度越来越高。本文认为城市本地劳动力下岗、失业的原因,不应简单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到来或国有部门收缩等因素,更深层的原因,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创新能力等有直接的联系,区域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问题与区域间的产业替代,以及就业替代紧密相连,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城乡与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     

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差异分析——以湖北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为例

对湖北省不同规模城市进行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实证分析发现,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替代的范围和水平有明显的扩展。外来劳动力在金融保险业已经占据主导位置,在采掘业、制造业等行业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具有较高的替代水平。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随城市规模的增加,替代水平迅速增加。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     

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农民工教育收益率较低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本文运用工资方程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化及其主要维度(户籍管制和部门分割)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约为3.19%,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如果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1,则该城市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0%;户籍管制放松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部门分割在经过多年的国有经济改革后不再是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化对其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与女性和体力工作者相比,劳动力市场化对男性和技术工作者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户籍开放度的省间差异大幅缩小,劳动力市场化的省间发展差异不再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省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部门应在大力发展农村地区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这将有助于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升,进而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     

可替代收入渠道、家庭劳动力剩余与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基于CGSS 2010相关数据的多项Logistic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关键原因;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于农民工选择回流还是继续留在城市务工具有显著性的影响;移民健康效应并不确定;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和地区差异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家庭分工制约,要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就业岗位必须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包括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在内的、全面的、更具比较优势的可替代收入渠道。     

城市农民工的分布、居住与社会融合--以上海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与城市本地居民"共居"于同一城市空间.农民工在迁入城市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与城市居民接触"界面"的大小和交流机会的多少;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又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社会差异的大小及相互融合的程度.     

劳动力外流与资金汇回的净减贫效应

针对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外流和资金汇回现象,文章使用4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反事实"模拟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劳动力外流与资金汇回的净减贫效应,并分城乡比较不同迁移—汇款路径的减贫效果,揭示中国的减贫路径,服务精准扶贫。结果发现:(1)劳动力外流(迁移)使劳动力输出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2%～2.5%,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程度分别下降3.8%～6.5%、4%～7%、3.9%～6.4%,减贫效果逐年增强;(2)资金汇回(汇款)使家庭收入提高15%～20%,汇款的收入边际效应为0.02%～0.03%,使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程度分别下降30%、34%和36%以上;(3)农村—城市迁移汇款路径的增收效应远大于城市—城市迁移汇款路径,二者均有显著的减贫效果,但农村—城市迁移汇款路径降低贫困发生率的效果更好。文章认为,政府应对农民工落户城市采取"不干预"政策,为劳动力流动和外出人员返乡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基于CES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本文运用CES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形势下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等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并提出解决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针对性措施。     

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就业,长期居住、生活在城市,却无法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致使城市内部出现了农民工与市民的二元社会分化,同时,农民工进城就业也给其家庭、计划生育以及子女教育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将对农民工自身及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