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贽“义利之辨”新识

李贽对“利”和“义”进行了全新阐释,认为“利”是指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合理需求,“义”是人们对“利”之需求的满足,并从“心”之根源上探讨“义”“利”的天然本有性和内在关联性,证明“义”“利”同源于“心”。同时,其提出的“义在利中”的时代之论,进一步肯定了“利”之合理性、基础性和必要性,从而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禁锢人们合理欲求的理学思想形成了彻底否定,从人之个体合理需求角度出发,将“义”作为对个人合理需求满足与否的价值评判标准,而非对人们行为进行道德绑架的依据,为义利之辨的学术史贡献了重要的一家之言。     

义利之辨: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及现代意义

“义利之辨”作为历代思想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义利之辨”不仅是一种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活动,而且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活动。揭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当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道德价值和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

义利之辨构成了伦理学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也应该是一般道德哲学的基本命题.义利问题的关键在"义",在儒家那里,它是规定人的行为的道德要求和准则,它不是主观的,而是超越的.孟子在讨论"义"时,混淆了它的主观义和客观义,但孟子的道德哲学并非康德式的自律伦理学.义是道德判断的原则,而不是它的标准.道德判断对于道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人真正得以在道德上自主.由于道德原则并非完全主观的,道德实际上是天人共主的.承认道德规范必然有例外,不会导致相对主义.现代西方伦理学无法真正处理义利问题.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将以现代条件下的义利之辨作为自己的主要论题.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盐铁会议的义利之辨

盐铁会议中文学贤良双方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秉持不同的义利观念,在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这次论辩中所强调出的义利之争,实际是个人的义利与国家的义利相冲突时怎样取舍的思考,是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义利之辨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的冲突与协调

道德并不是和一切利益对立 ,相反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义与利二者既有相互冲突的一面 ,也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义与利的冲突是义与不义之利的冲突 ,义与利的协调是义对正当利益的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要本着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原则 ,协调义利关系 ,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传统义利观的现代反思

孔子、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其思想可反映出传统义利观的特点: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轻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观是义利并举的,我们既要吸收传统思想的精华,又要放置于全球的语境中。     

论正义的整体利益原则

与现代西方伦理学将正义与整体利益对立起来不同,整体利益原则应当成为正义的一项重要原则, 它以维持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为内容,而这又是以对整体利益的准确定位及其构成因素的揭示为前提的。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先秦时期是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理论思想成为后世思想的源头基础。儒家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的义利思想,影响着之后二千多年的义利之辩。企业作为利益与道德的结合体,如何正确地处理企业经营中的义利关系,成为关乎企业和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义利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思想体系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人非利不生”,二是“制礼义以分之”,三是“见利思义”,四是“计利富民”。中国传统义利文化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取向     

义利观：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义利观。国有企业一方面要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企业的精神动力、追求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义利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基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要处理好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国有企业内部企业人个体与企业集体之间的关系,实现追求“利益”要以“道义”为原则。基于“仓廪实而知礼节”命题,要克服假言判断的误解,从综合判断的角度出发,把“仓廪实”和“知礼节”看作是并存关系,从而实现国有企业“义”和“利”并重的义利观。     

论《申报》的“义利兼顾”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近代著名报纸,在长达七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申报》坚持国家民族大义、民主进步之义、社会公益之义、监督舆论的职守之义,成为道义的担当者、正义的维护者、公益的倡行者、民意的代言者,成为以义率利而成功的典范。《申报》的经营实践表明:"义利兼顾"是解决媒体的公器与私利之间的这一普遍性矛盾的最佳途径。以义率利则兴,不义而利必衰。《申报》的"义利兼顾"为今天报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

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如何联接 ,是经济伦理学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话题。“休谟的铡刀”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划上了一道鸿沟。《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 ,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 ,也造成了伦理学的贫困 ;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相通的语境和联系的桥梁 ,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价值分析与价值判断问题 ,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伦理的一个纬度     

试探从"存理灭欲"到"理即欲"的转换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桩重要公案,它经历了一个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发展过程。发生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有三:即宋明理学理欲论的内在矛盾,程朱理学的政治化,中晚明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