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矿城市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评《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史研究》

诞生于20世纪的63座煤矿城市,占我国城市总数的1/10。煤矿城市在中国城市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期出版的《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史研究》首开中国煤矿城市史研究的先河,从概念界定,煤矿城市分类,煤矿城市转型,六大区域煤矿城市的区位、发展过程及特点等四个方面论述了20世纪煤矿城市的发展演进。该书在概念厘定、煤矿城市发展历程、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新颖见解,是一部系统、全面的专题史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没有儿童的儿童史(上)——对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内容分四个方面,一是儿童被教育,包含国内教育、留美教育、相关人物思想及童子军等;二是儿童被保护,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保育、难童、溺婴及童工等;三是儿童被认知,主要包括文学、书刊出版及儿童观等;四是儿童自身的研究,主要有学界对儿童的行为、事务的研究和成人的童年记忆叙述。比之于儿童被教育、被保护、被认知,有关儿童自身的研究太过单薄,不可相提并论。没有儿童的儿童史,准确地击中了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要害、薄弱之处。强化儿童自身研究,是近代中国儿童史学界的努力所在。     

没有儿童的儿童史(下)——对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内容分四个方面,一是儿童被教育,包含国内教育、留美教育、相关人物思想及童子军等;二是儿童被保护,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保育、难童、溺婴及童工等;三是儿童被认知,主要包括文学、书刊出版及儿童观等;四是儿童自身的研究,主要有学界对儿童的行为、事务的研究和成人的童年记忆叙述。比之于儿童被教育、被保护、被认知,有关儿童自身的研究太过单薄,不可相提并论。没有儿童的儿童史,准确地击中了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要害、薄弱之处。强化儿童自身研究,是近代中国儿童史学界的努力所在。     

在“改造”与“辅导”背后:阅读史视野下的《新青年》

《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存在着“无心插柳”和“有心栽花”的双重悖论。前者在与读者互动的张力中走向深入;后者在与读者互动的统合中形成合力场并由此扩延。在胡适的加盟及其“不谈政治”的坚守下,《新青年》将文学的“改良”与“革命”作为切口登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舞台,而古文大家林纾被读者化后,与《新青年》形成的张力以及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更是让文学革命取得意外收获。同时,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的《新青年》同仁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谱系,在其影响下的读者也有着“政治”与“学术”的不同路径选择。《新青年》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呈现出的多面性、复杂性与开放性给读者的自我发展留下了无限的可能性。20世纪的中国为之焕然的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阅读的力量。     

新世纪以来的国内唐代儿童史研究概述

儿童史在国内史学界属于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西方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儿童,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著。不过相对于宋元之后的儿童史研究,唐代的儿童史略显零散与薄弱,主要在一些社会史的论著中稍带提及。儿童虽是弱者,但并不是卑微的势力,他们在方方面面影响着家庭的生活和社会的变迁,不应被史学所忽视。     

“史”的意识与语言研究

凡治语言学之学者,都有深切的体会:最重要的方法论,是"史"的意识。思考问题,首先是置于"史"的位置上来思考。从学术史入手,展开对学问的追求,是最基本的治学理路。在理论研究中,对任何材料的观察、分析以及解释,都是在特定方法论的主导下展开,研究者都带着特定的方法论原则进入课题,尽管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然而当代学术思潮的时尚化和逐俗化,人们不仅"史"的观念淡漠,至于方法论则更是渐疏而远之。语言研究应以自觉的"史"的意识为先导,在"语言观与方法论"、"语言研究中的同质观与异质观"、"语言学的领先地位"等问题上导本源流。     

对国内《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勘正

《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出版的两本重要广告史著作,也是世界广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典籍。但国内学界目前在世界广告史研究中涉及和阐释这两本重要著作时,还存在着诸多史证缺陷和需要商榷的史实问题。通过研究《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出版地和作者的国籍问题及其各自的重要学术价值,并勘正当前我国学界在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阐释中所出现的若干问题,能够为我国方兴的广告学作出一点贡献。     

贵在成“一家之言”——《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修订版）评述

魏良弢先生新版《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较之于旧版在史料更为丰富、结构更加完善，使这一区域的历史脉络更显清晰，也使旧版诸多观点更具说服力。新版方法论更为多元，且注重从文化的渐进衍变、文化选择的动力等角度看待这一区域内文化和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     

“诗意童年”与“社会启蒙”——从《稻草人》《大林和小林》看中国近现代儿童观演变

20世纪之前,中国社会主流儿童观“目的论”与“功能论”倾向异常显著.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出中国社会对于儿童的“发现”,其标志之一就是童话集《稻草人》与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前者体示了“童心”与“启蒙”的交汇,后者则表达了“想象”对“时政”的涵客,两者都是新型儿童观复现、传播、迁移、衍生的表征.尽管如此,但就内在构成与价值蕴含而言,《稻草人》与《大林和小林》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儿童本位”之儿童观.此间,中国现代儿童观演变之路只走完了最初几步,前路依然崎岖而漫长.     

儿童惯习之解析——基于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

儿童惯习是指儿童在家庭场域中习得的一系列特质意向。儿童惯习背后的理论逻辑是场域形塑惯习,惯习指导实践,实践建构场域。家庭场域是由各种社会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家庭网络。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使儿童产生一些客观上与这些条件相容、预先适应这些条件之要求的惯习。惯习引导儿童在教育策略、日常生活组织、语言运用、对公共机构的回应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实践行为和形成不同的文化技能,最终伴随儿童步入社会机构转化为不同的资本。学校教育应该发挥其功用与价值,突破教育的文化专断,帮助儿童意识到个人经历在社会结构中的意义,进而改变儿童的惯习。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让农村儿童作文散发“泥土”的芳香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民是最富有创造力的。农村生活往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主要题材．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等。从《诗经》到唐宋诗词．农村生活的画面无处不在。《故乡》、《社戏》、《春蚕》、《秋收》、《残冬》、《暴风骤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从鲁迅、茅盾到周立波、柳斌、路遥等等．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始终被许多有深刻思想见地的作家关注着。     

说“口述史”——以《庚子西狩丛谈》《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为中心

20世纪,口述史崛起于史坛,近百年来风靡海内外,成果山积。此缘口述史乃史之一法,亦史之一新体。诸多通论书都称口述史发轫于1940年前后的美国学者,实则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作品诞生于中国,此即吴永口述,刘治襄记、撰于1927年、刊行于1928年的《庚子西狩丛谈》。以中国浙江湖州人吴永、吴宗济父子的《庚子西狩丛谈》《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二书为中心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口述史的思想史”问题,迄今为止尚无人道及。学术需经世济民,优秀的口述史著作既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也会因其思想而大有益于读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提高。吴宗济的“但使文章能寿世,不求闻达以骄人”的名言实为口述思想史上悬之日月而不刊之论。     

论儿童小说《草房子》中的“住”与“行”

在《草房子》中,草房子房顶搭的是特殊的海边茅草,被描写为经历十多年后还显出金黄色,这不符合实际;砖窑的位置、大小、建成时间、产量等,都未做交代;细马卖羊只买红砖不买瓦,没有建成房子,让人心生疑惑。书中描写出行忽视交通工具,到镇、到县、到外省,往往都不提及角色坐车的经历;自行车在书中没有担当交通工具的功能。《草房子》中对"住"和"行"的描写,是对现实的回避,对有力塑造角色手段的轻视,没有显示出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力量,反而彰显出作者不顾现实的诗意美化。     

不一样的童年与同一片蓝天——王开玉《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述评

<不一样的童年>一书对农民工子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进行了社会学调查和分析.书中描述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生存现状,深刻分析了他们正在遭遇的困境,其重要发现和主要观点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戴文葆先生与编辑史研究

戴文葆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编辑家,研究与编辑合而为一是他编辑实践活动的显著特点。他开创了编辑史研究,揭示、唤醒了中国编辑的主体意识;他撰著的《历代编辑评传》是第一部以人物为主线的中国古代编辑史,使编辑史成为学界认知中编辑学范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编辑史的探讨,丰富了编辑学的研究,对新兴的编辑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成绩是不应低估和磨灭的。     

俄罗斯:重写文学史的背后——由俄版《20世纪俄罗斯文学》引发的思考

俄版《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部俄罗斯人自己编撰的文学史读本,它以"在场者"的视角重新梳理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从精神层面而非意识形态层面展现了20世纪的俄罗斯精神与文学艺术风貌,匡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误解。这种"重构经典"的文学史写作似乎与"消解经典"的"后现代"精神相悖,然而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对人类一种永恒精神的追求。     

《醒世姻缘传》与汉语词汇史研究

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中的词语用例可以订正补充现有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词语失收、溯源过晚等不足。     

浅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褒贬”

《十七史商榷序》明确反对对史书的“议论褒贬”,但《十七史商榷》对典制史事的议论褒贬不在少数,二者并不矛盾。王鸣盛反对的是那种热衷于评论、不辨史实真伪的“议论褒贬”。其主旨是突出《十七史商榷》考据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的“求实”精神。     

疯狂史研究对福柯的意义

疯狂史研究是福柯学术生涯的关键事件,汇集了其早年的思想,又成为他后来理论的渊薮。围绕疯狂,福柯着力考察了欧洲大陆约十六至十九世纪的疯狂认知和疯人境遇,令人信服地宣称,疯狂的历史并不是理性引导下、病理真相从蒙昧到明晰的连续进步史,而是更为复杂的断裂流变史。该项研究中呈现的基本立场,在福柯是后的研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重现。不仅如此,福柯后来所考察的重要议题以及所用方法论,多数可在其中找到对应。经由疯狂,我们至少可以见出非连续性的连续性,不同视角下的身体,以及不断转换作用的人口。因此,以疯狂为线,贯通福柯此后的重要理论,能够总视其整体布局,透见其思想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