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塞诗在晚唐的余韵与沉响

边塞诗作为唐诗中的一株奇葩 ,历来备受人们青睐。它在唐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繁荣、衰落乃至日渐沉寂的过程。人们对边塞诗的关注 ,往往着眼于初唐、盛唐和中唐时期 ,留连于盛唐明郎壮大的气势和中唐哀怨幽婉的意蕴 ,而对边塞诗在晚唐的回响、余韵乃至沉寂的原因却大多忽略或漠视。其实 ,晚唐边塞诗在衰落和消亡的过程中 ,也留下了它自己的特点     

李益边塞诗的主流情绪

边塞诗在唐诗中占有重要一席。因所处时期不同 ,其创作各有特色。李益以不同于盛唐边塞诗在雄奇瑰丽、深广悲壮豪健之风方面而独树一帜 ,充分体现出中唐边塞诗中厌战和思乡、逃避战乱和边塞的冲动以及对边愁的凄苦感伤体味的主流情绪 ,从而成为盛唐之后边塞诗举大旗者。     

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古今诗歌比较研究之七

本文从时代地域和诗人诗风等方面,将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进行比较,并进一步探讨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之间的继承借鉴与突破超越的关系。     

张九龄诗歌的过渡性特征

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际的一位重要诗人。从整体风貌上看,他的诗兼有宫体诗、兴寄诗与山水诗,诗风明显地呈现出由初唐到盛唐的过渡性特征。从创作历程看,他的诗歌创作随时间、身份的变化亦有明显变化。以开元十五年为界,他的宫体诗多作于前期,而山水诗和兴寄诗多作于后期。在京为官多作宫体诗,谪居期间又多作山水诗与感遇诗。研究张九龄诗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唐诗由初唐到盛唐的发展脉络。     

李益边塞诗创作浅论

李益“五在兵间”的独特从军经历对其边塞诗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与盛唐相比,他的边塞诗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新的追求,在体式和风格上有新的变化。他继盛启中,为中唐诗歌特别是中唐边塞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论盛唐边塞诗中的马意象

本文对盛唐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马意象进行了论述.探讨了马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对马意象在边塞诗中的具体涵义进行了概括,简析了马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原因.     

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

边塞诗是唐人对"异域"世界感知的重要载体。初盛唐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边塞诗人对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有了全新的地理感知,这种感知使该时期的边塞诗显得恢宏豪迈、雄浑壮阔;中晚唐时期,西北疆界被不断压缩,诗人对边塞的地理感知随之与盛唐有异,在诗歌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可见,唐代疆域变迁对边塞诗的创作有重大影响,从唐代边塞诗人对西北边疆的地理感知入手,可分析疆域变迁与边塞诗创作之间的关联。     

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     

说尽塞垣是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琐记

由于大唐声威远播,西域各民族和睦相处,安西、北庭的唐军士气高昂,故岑参这一时期的边塞诗中依然洋溢着盛唐边塞诗歌的爱国战斗激情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岑参也就成为盛唐边塞诗的殿军,而他的诗作<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则充分体现了盛唐边塞诗的这一特点.     

跨越时空的回响与应和——朝鲜朝乐府题边塞诗与唐边塞诗的关联研究

唐代的大量边塞诗以乐府诗体裁的形式存在,这些诗歌作品不仅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走出国门,引发了朝鲜朝古代文人跨越时空的回响与应和,促进了朝鲜朝乐府题边塞诗的繁荣。自16世纪中叶始,至20世纪初,有百位以上的朝鲜朝诗人在汲取唐边塞诗以及中国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乐府题边塞诗。这些诗歌在思想底蕴、艺术特色等方面与唐朝边塞诗交相辉映,共同为东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

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律的内容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主体、参与人、程序、证据、强制措施、法律的适用、刑罚的执行等方面,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忠实的体现者.唐律对唐朝刑事制度的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为这一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律通过刑罚手段来惩治违反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力度比较大.唐律能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唐律包含有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调整范围.詹初的主流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疏议"起了完善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内容的作用等.在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唐朝前、后期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后世律典对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沿革.最后,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古代东方其他法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别十分明显.     

卜辞中的唐与唐尧故地

卜辞中有作邑于唐和商王关心唐地吉凶的记录,唐与商为臣属关系,地在晋南翼城,尧都平阳,为尧的活动重心,后因尧族退出政治舞台,继之者舜或禹封其后于唐,平阳与唐才不在联在一起。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唐传奇的叙事成规

本文依托现代叙事学关于虚构叙事在于特定语言成规的思想,分析了唐传奇建构的两种叙事成规:"个人化观点"和"情节化修辞".前者是对史书全知观点的蜕变,后者是对史传编年实录和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飞跃.唐传奇叙事成规的形成,在中国叙事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韩愈评价之差异 ——兼谈与《毛颖传》之问世相关的几个问题

两《唐书》对韩愈的评价歧异颇多,《新唐书》持褒扬态度,《旧唐书》则有贬词.本文从分析中唐元和、五代、北宋的文学背景入手,主要阐明两个问题首先,元和之际的文坛盟主是不是韩愈;其次,当时就韩文引发的争论和《毛颖传》问世之间有何关联.文中亦考察了时人对《毛颖传》的看法,认为《毛颖传》问世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以古文作俳谐讽刺文字的尝试,为讽刺文学开了新路.     

唐风与大唐女服

唐朝由于政治的开放与内外交流的扩展、思想的开放与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胡族的影响以及社会活动的丰富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尚——唐风,它以自信、开放、蓬勃向上为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也对作为“唐风”的体现者——唐代的妇女服饰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流露出健康、青春的气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失去了这种风尚,也随之带来了妇女服饰上的颓废与保守。     

唐代诗词视野中的妇女文化观

妇女题材是唐代作家视野中的重要题材,妇女问题在唐代诗词中得到了详细记述和深刻反映。本文从唐诗创作的主客体视角,考察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展示唐代妇女的文化风貌。文章还探讨了《敦煌曲子词》中的“闺阁妇女文化”和“青楼妇女文化”。     

论唐帝王对唐诗繁荣的贡献

以往学界认为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昌盛、政治稳定、思想环境宽松等特定条件所促成 ,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本文则认为 ,唐帝王的个人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 ,唐代君主亲自作诗引领时风 ;其次 ,敕编典籍滋养诗人 ;最后 ,以诗取士发现诗才。惟其如此 ,唐诗创作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论唐人融诗入小说

在叙事中融入大量的诗歌是唐代小说诗意美最直观、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小说中融入诗歌,一方面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诗的体式,有了诗的体式之美,另一方面又使小说叙事抒情化、内在特质诗意化,从而造就了唐代小说独具时代特色的抒情特性并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