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梁启超论人的社会化

中国近代学者、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宣传家梁启超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是他文化品格和当时社会需求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具有时代性和综合性。本文拟运用社会学中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从三个方面论述梁启超较为系统完备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文化发展视角：近代文化的建构文化发展视角即把社会化看作人类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延续的过程,其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转移。梁启超将学习"西学"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他个人文化结构的更新,并较广泛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有选择地传到中国,结合中国的现状加以诠释、引申与发展…     

试析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

社会保障思想是梁启超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基于对近代中国灾荒和贫困各种现象的深刻认识,梁启超提出了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又能给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张灏访谈

张灏,1936年生人,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长期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目前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转型(1890—1970)》(1971)《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义与秩序的追求(1895—1911)》(198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1988)《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1989)《张灏自选集》(2002)。他还是《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梁启超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尽管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文化背景不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很多认知局限,但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创新思维

<正>一、研究方式的转换：从思想史到观念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者是梁启超,迄今发展已届百年。我在本世纪初回顾这一学科发展状况时,以方法论为界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大体形成了三个流派：一是“新学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梁启超、杨幼炯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吕振羽、侯外庐等。三是现代政治学流派,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萧公权。不过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者大体上都是围绕着思想家、思想著述、     

从给梁启超的信看黄遵宪晚年的思想

关于黄遵宪晚年的思想,目前尚未理出一个明晰的轮廓,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一些歧见。有的同志认为黄遵宪晚年的诗歌作品,“明显地否定了君主立宪的思想”,有的同志则又认为黄遵宪始终不改“鄙视人民,害怕革命的反动立场”。如何实事求是地、较客观地评价黄遵宪晚年的思想,仍然是黄遵宪研究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一九○二年起至一九○五年黄遵宪去世前数日止,黄遵宪大约一共写给梁启超十来封书信,这些书信是目前我们研究黄遵宪晚年思想情况的主要依据。书信现尚未正式刊布,只是在一     

梁启超政治近代化思想的新境界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他曾说过:“吾二十五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所以,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始终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由于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戊戌变法时期,他遵循今文经学的路数,主张“托古改制”,虽然受     

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以《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为例

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中,梁启超对孟子思想非常重视,其不仅著有《读〈孟子〉界说》等著述,还曾著有未刊稿《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梁启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运用佛教和西方哲学理论,对孟子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进行了深刻剖析。某种程度上讲,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立志、存养、扩充的道德修养论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基础。当然,由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建构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这一机械社会学理论之上,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深受孟子影响的梁启超新民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     

《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考辨——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论萧绎的文献学成就

梁元帝萧绎是南朝最著名的藏书家,生前累计聚书约十四万卷。他在位期间,梁秘书省、文德殿及东宫藏书之富,可以说是空前的,并且其藏书兼具多、广、善三个特点。萧绎所著《金楼子·著书》篇实系其为自著或命人代撰之书所开列的一篇目录。这篇目录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萧绎的文献学成就还体现在对古籍的校勘、考证及注释等方面。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启蒙意识

20世纪初,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猛烈冲击后,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此次启蒙的辩证法以启蒙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革除了对中华文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此次启蒙固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延展以及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启蒙意识。     

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列文森是美国 2 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 ,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本文主要对列文森的两部学术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 )进行剖析 ,并对列文森的研究特点作了考察 ,认为他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 ;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 ,他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 ,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     

谈几件有关明义士的书信及其它

明义士是甲骨学史上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本文通过对现存于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书信资料 ,对 1937年至 194 2年间明义士回国后的情况作了介绍。其中涉及到该博物馆曾设法从明氏手中购买其藏品 ,但因为有违于明氏本人的收藏原则而未果一事。这对于认识和评价明义士的收藏活动有一定参考价值。该文最后对国外档案和内部文献的征引问题谈了作者的经历与感受。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汉英对照蒙学精品》评述

郭著章教授编著的《汉英对照蒙学精品》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5月出版发行。这套丛书从数以百计的我国传统蒙学读物中精选出10篇,分别用现代汉语和英语译出,配以较详尽的注释和评介。丛书有以下三大特点:1)内容上精心挑选,富有启迪、教育意义;2)形式上精心安排,读来令人耳目一新;3)质量上精心打造,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理性”的制度含义：理解梁漱溟思想转变的一个角度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对传统的"家"和政治持批评态度,主张在保留中国式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式制度。此后,梁漱溟转而从"家"的特点出发阐发"理性",并将之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理性"起源于"家"伦理而通于"天下",与外"无对",和西方以有边界的"团体"为源头的政治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理性"在"家—团体—天下"诸种组织框架的比较中得到确认和刻画,具有了普遍的制度含义,焕发出对西方政治的批评能力,并成为梁漱溟建立中国式制度的基础。解决"中国问题"是梁漱溟提出"理性"的重要推动力。梁漱溟突出中国思想的制度含义的思路在当代获得了呼应和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