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族主义的厘定与解读

极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畸形类别,对族际政治生态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具有巨大的破坏和搅动效应。我族中心主义和源于族裔纯净化的对外排斥既不符合各民族相依共存的道义,也不符合人类交往日益密切的趋势。遏制和消解极端民主义是民族政治和谐发展的呼吁和期冀。     

网络民族主义的民族学解读

发轫于20世纪末的网络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领域风起云涌,喧嚣一时.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多种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实质,网络民族主义应是新时期国际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与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密切相关.民族精神是支撑网络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核;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导向,防止网络舆论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深渊是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民族主义相关问题研究

欧洲对"民族"(Nation)有不同的解读.19世纪末,欧洲的"民族"主要是指公民或国民的总称,因此,欧洲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公民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与我们理解的民族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产生于20世纪前后,其来源是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一是强调现实的法律政治关系,公民身份来源于权利与责任、义务,与血缘、历史和文化无关;二是强调血缘、历史、文化与公民身份或国民身份的必然联系,单一、纯洁的血缘是获取公民身份的唯一条件.有效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要清晰地理解"民族"与公民的概念;二要理性地理解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三要树立超民族国家的理念;四要实现现代化;五要建立民主化和法治化社会;六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体系.树立超民族国家的理念,是最终消解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最关键因素.     

刍议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勾连机理

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勾连在一起,生成破坏力极强的极端宗教民族主义,厘清二者发生勾连的机理有助于思考和防范极端宗教民族主义。宗教的民族性和民族的宗教性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勾连的基础,此外,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发生勾连还缘于二者有若干相似性,如在群体内部认同的基础上,强调对外的排异,再如,二者都追求政治目的,且容易达成共鸣;又如都易于诉诸暴力,在与恐怖主义相结合上达于一致,这些相似性为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发生勾连提供了可能。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是什么促使人们去想象并成为共同体的呢?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认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因此可以说怨恨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在早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一度走向极端.20世纪后期,民族怨恨与民族主义产生了新特点.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要构建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加强民族国家治理,构建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宽恕历史积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认为,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而又相对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产生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文化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资本,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政治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     

从解构联盟到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嬗变

苏联解体后,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解构联盟转向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表明:在当今时代,任何民族的经济发展只能融入全球经济大潮和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之中才能实现;任何民族的现代化只能在全球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今天的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仍需要从民族国家主权架构中获得营养,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如果对传统主权过分崇拜,就有可能被视为"狭隘"的甚至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论中国人的"天下民族主义"

由于每个民族形成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经验不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也不同.与西方历史上的公民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多元民族主义相比,中国人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殊的"天下民族主义".它把文化道德看成民族认同的最高标准,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起着稳定各朝各代的主体族群、维系文化边缘族群与主体族群的亲和力作用,它的"天下"情怀与对世界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认同是中华民族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精神资源.     

赫尔德的"文化民族"或民粹主义

赫尔德将复数的文化观念引入德意志的思想体系,并且将语言、文化、历史与民族等相互关联的问题勾连成一体.他成为处于两条分水岭之间的人物,一条是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运动的分水岭,一条是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水岭.赫尔德对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歌、史诗,一生眷恋,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被他视为真正的社会实体.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其身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被涂抹上政治色彩,"文化民族"逐渐被演化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这一结局有违赫尔德的初衷.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

通过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学校对学生的教化作用,及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述西藏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转变,以及"洁净"和"卫生"观念在藏族农村社会的整合,认为从"洁净"到"卫生"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西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