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的影响因素及解决思路

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体制下．农业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被分割为两个不相衔接的过程。这样，“城市农民工”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阶层就出现了。在我国城市现有的住房保障体制下．“城市农民工”的特殊身份．相应产生了农民工的城市居住问题。笔者试图深入分析影响城市农民工居住问题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中国的城乡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农民工是指进城从事非农工作却还未改变农民身份的劳动群体,工人职业、农民身份,在社会阶层上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是城乡经济、生活和文化联系的纽带.无论是推进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还是解决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农民工教育问题的启示

晏阳初是现代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他在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民教育思想理论。在当前，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应有之义。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考察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可以发现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地域和职业的转换，但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换上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要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成功转化，除了制度安排、体制障碍、社会环境等因素外，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本文利用2013年CSS数据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进行分析,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但受收入约束,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将消费进一步区别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之后,显示的趋势是: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新中产阶层与之相反,其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却很高。由此可见,在顶层设计居民消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需要在生存性消费上瞄准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发展性消费上瞄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

本文采取了在社会网络领域长久被忽视的阶层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对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     

农民工代际转换与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研究

农民进城务工对农村家庭养老已经并继续产生着很大影响，农民工的代际转换和阶层分化使得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正在改变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和未来，因此需要我们对其中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和预见。     

民工的权益谁来保障？

近年涌现出的民工潮在给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带来不可忽略的贡献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思考和重视,其中关于民工权益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己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且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他们界于农民和工人之间,从职业上来看他们己不再是农民,而是在城市打工的“工人”;从其身份上看,他们仍保留着“农民”的户口,他们的“家”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状况不断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人员。他们既不是单纯的农民身份，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兼顾二者性质的特殊群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快。农民工的数量也急剧增长，成为社会中不可忽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以来农民的分化与平摊税费的方式

一、农民的分化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人们普遍承认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已经发生了重大分化 ,但究竟什么是“农民分化” ,学界尚没有明晰的界定。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农民分化包括职业分化、收入分化、权力分化、声望分化以及阶层分化等 ,其中职业分化与收入分化构成了农民分化的基础。譬如 ,在学界得到多数认可的农民八个阶层划分框架 ,即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 ,是以职业为基础 ,参考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以及收入…     

新名词

“草根网民”，草根多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草根网民”代指那些身份普通、平凡的网民，但他们却是中国互联网用户中最活跃的一群人。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与身份认同

本文以个案为基础探讨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过程,这一研究超越了以往重视群体身份认同的传统,展现了青年农民工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生活体验,且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形成的独特的身份认同。对于很多户籍上仍然是农民而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打工者而言,不论他身在哪里,都是异乡。同样,伴随的是其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模糊。也即是说,对青年农民工而言,已有的身份认同机制已经无法满足他对自己认同的需求,于是,寻找一种新的认同机制成为他寻找新的归属的必然,打工者,正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新界定。     

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上篇）

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时候，因为农民工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虽然是冲破了计划经济框框的某种束缚，使本来只能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了，但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     

谁在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

农民工是具有农民居民身份而在城镇从事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的结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大课题。从对农民工一味的管理、限制和防范到对其社会保障权的正视和保护,全国及各地的立法者经过了近二十年艰难探索。如今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社会效益已经初步显现,但是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农民工应属工人职业的一部分

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从事第二、三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的社会群体,通常称之为“打工的农民”。人们常常认为农民工有两面性,按现行的户籍制度,他们仍属于农村户口,被认定为农民;但他们又从农民中分离出来,不同程度地融入城镇社会,成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变迁的一大景观。     

代际分化与城乡分异:中西部二代农民的阶层分化逻辑

不同于一代农民"有分化无分层",当前中西部二代农民出现了阶层分化,代际分化与城乡分异构成其基本逻辑。其中,代际分化取代了人口分化成为农民分化的主导机制,城乡分异取代了村内竞争成为农民的阶层表达方式。随着二代农民主导的中间农民大量进城,城乡两套社会系统正在逐渐被一套阶层分化的逻辑统一起来,从二元走向整合;大量中间农民家庭正处于半城半乡的过渡阶段,进退不再是选择,而是成败与身份的标志;新的认同、阶层结构和社会秩序正在诞生。在农民家庭弹性城市化路径和刚性城市化需求并存的情况下,农村和中小城镇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缓冲区与稳定区,应一方面确保农村发挥基本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建设,让农民有村可回、有城可进。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工会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初探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文章认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的职责,对农民工权益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增强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工会维权能力、提升农民工的就业等方面,探讨了工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方法与途径。     

“农民工”称谓不妥

时下,“农民工”一词所指的对象可谓家喻户晓,而笔者总觉得这一称谓似有不妥之处,有成份论的嫌疑。通常按职业称呼,种地者称农民,务工者称工人,经商者称商人,参军者称军人,从政者称干部,这些称谓前都没有加定语进行修饰,也就是说不管他原来从事什么职业,都一律按现职业进行称呼。如按“农民工”一词进行类推,是不是军转安置走上工人岗位的要之称为“军人工”,学校毕业走上工人岗位     

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正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步转移",在国家制度、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被分割成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与身份的变化过程。随着农民第一阶段城市化转移的实现,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和关注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