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元初转运司设置概况看元初的政局

忽必烈建元后,设立了多种转运司,办理征税上供、转输物资等事务办理。这些转运司主要包括地区性转运司和专门转运司两类。地区性转运司又可分为随路转运司和都转运司两类。此文主要通过研究地区性转运司的设置概况,探讨了元初的政局变动情况。     

金代东北地区转运司建制考

转运司是负责财赋管理、运输的重要财政机构。金代在东北地区主要设置了两路转运司,即上京路和辽东路转运司。它们在调剂全国物资有无,稳定金初政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们的设置,时常随着当时政治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弄清楚两路转运司的建制变革情况,对我们研究金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帮助。     

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

盐官的设置是元代盐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元一代,南北得以统一,元统治者对全国较大的几个盐运司的官员进行了统一设置,并罢去一些规模较小盐司的官员,这反映了统一局面下元统治者宏观调控,抓大放小的管理思想.随着盐务管理体系(盐运司一分司一盐场)的建立,元统治者整合金代盐官体系和元初转运司体系,相应建立了盐官体系,进而推广至南方产量较大的两淮、两浙及福建盐区.这是全国统一局面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央垄断盐业,加强中央财权的重要表现.元代盐官体系盐运司官员设置的规范化使元代盐法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并成为明清盐官设置的样板.     

论宋代各级地方机构的矿冶业管辖权(下)

本文上篇论述了宋代各路转运司——州——县三级机构体系对矿冶业的兼管职责及作用,下篇将论述其他机构如发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等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履行的兼管职责。     

熙丰变法时期的利益集团与中央财政制度的变迁——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置废为例

与前代不同,宋初宰相不理财,但在王安石创置制置三司条例司、领导变法之后,宰相理财制有所恢复,并使宋朝财政制度由三司一元理财体制,转变为宰相领导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或司农寺)—提举常平司理财和户部尚书所领的户部—转运司理财的二元理财体制.在宋代中央财政制度变迁中,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创置和罢废是关键,而制置三司务例司置废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更是推动北宋中央财政制度变迁的动力.     

宋代的财经监督法

《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其内容大致与唐律相同。此外,宋代还编定了许多敕、令、格、式等,为特定机构和特别事项制定专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仅据《宋史·艺文三》载,有关财经方面的立法就有陈绎编的《熙宁编三司式》、庆历时纂集的《三司条约》、《元丰户部敕令格式》、王珪编的《在京诸司库务条式》、《转运司编敕》等。除此之外,     

宋代路级机构在地方政务管理中的分工与合作

宋代统治者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首次在路这一高层政区设立多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如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它们共同掌管一路内的各项事务.在处理地方日常事务时,路级机构间存在一定的职责分工,而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时,路级机构间又必须紧密联系、合作共事.宋代路级机构在地方政务中的分工与合作,推动了宋代地方事务处理的专业化,降低了工作强度,同时权力的分散与交叉也有效防范了地方分裂割据,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试述宋代官田的招标投标范围

两宋官田,不仅有屯田、官庄、官荒田、水田,还有户绝田、没官田、抵当田和折纳田。为解决财政问题,政府不断地出卖官田,并实行了招标投标的方式。北宋时期,户绝田、广惠仓田、抵当田、折纳田、天荒田、逃田、省庄、圩田、田宅房廊以及官田中栽种的桑枣果木都纳入了招标性出卖的范围。南宋时期,官田招标投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逃户官田、没官田、贼徒田舍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再到城空田、户绝房廊,以及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的没入田,官田招标投标的规模可以说是前所未及。因此,对宋代官田招标投标范围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宋代招标投标制度在官田出卖领域的应用情况。     

宋代监司出巡制度内涵解析

宋代监察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逐渐明朗化,朝着中央权力越来越集中,地方权力逐渐减弱的趋势发展。宋代中央对地方强有力的控制主要体现在监察体制上,其中宋代监司出巡是重要的一环。以两宋监司长官的选任、官属的设置、出巡周期、出巡随员及要求、出巡事项等制度的内涵为着眼点,观察宋代中央对州县地方监察的细节,可以透视宋代中央集权的方式和目的。     

宋代科举回避制度述论

宋代科举回避制度以考生回避考官为主,考官回避考生为辅。在各类别头试制度的基础上,宋代逐渐形成了一套考生回避考官制度。宋廷在实行省试别头试之初,回避考官的考生仅限于知贡举官亲戚,至南宋孝宗时期回避的范围由内帘官亲戚、门客考生扩大到外帘官亲戚、门客考生。开封府、国子监发解试考官的亲戚考生须参加别头试。诸州发解试考官的亲属、门客考生须参加转运司别头试。四川类省试内帘官与外帘官的亲嫌考生都要参加别头试。考官回避考生,主要表现为考官回避亲属和回避籍贯。北宋时期考官回避亲属的现象较少,至南宋考官回避亲属开始形成制度,并且要求发解试考官回避其籍贯。宋代在省试、牒试和殿试中运用科举回避制度,依法惩处违规考官和考生。总之,宋代科举回避制度具有回避对象双向性和回避范围扩大化的特点,对宋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亡宋流人家铉翁的家国情怀

宋元易代之际,家铉翁作为祈请使,被元朝羁縻北方十九年,南归时已年逾八十。今存其创作几乎全作于羁北期间,以抒发故乡之思、故国之念和坚守之志而深切动人,从中体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其诗文多以乡国之思蕴涵黍离之悲,以前朝遗民流寓之身,亡国之恨不便于直接表达之故也。     

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     

元代的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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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唐宋诗歌辉煌成就的掩映下,元代诗歌历来不被重视,关于元诗的研究寥寥无几,且难见全貌,但事实是,元代诗家众多,篇什浩瀚,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全面考察元代诗歌的发展进程可把它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元初由于诗人身份与心态的复杂性使诗歌创作融会了宋金诗歌的特色,呈现出“庞以蔚”的丰富性;大德、延祐间是元诗发展的高峰,“雅正”是其主旋律,内容多“治世之音”,风格尚雍容平正;延祐后,诗风丕变,以张扬个体性情为出发点,突破了“雅正”的拘囿,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其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元诗对唐宋诗歌的继承与对明代诗歌的影响清晰可见,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