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四代之路

1978年7月26日，世界上首名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在英国诞生。这项技术的研究者罗伯特·爱德华兹因此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落后世界10年。1988年3月，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同年6月，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在中信湘雅医院诞生。30多年来，试管婴儿技术不断改进．并趋于成熟。     

探秘试管里的“生命”：“试管热”背后的风险

今年年初，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这轮生育大军中不乏符合生育条件的高龄产妇。由于年龄、身体、经济等原因，很多人想尽快怀上宝宝或通过试管婴儿一步到位实现双胞胎。然而，试管婴儿并非“神来之手”，如果过于“神化”试管婴儿，把它看作解决不孕不育的“首选”方法，抑或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来满足非正常生育需求，其中所掺杂的伦理、道德问题，则是不正确以及不被接受的。     

生命微观叹奇观

“送子观音” 真个妙术天成 “星球大战” 催生试管婴儿     

谁是试管婴儿的法律父母?--人工体外授精子女的法律地位认证

在传统自然生殖下,法律根据自然联结机制很容易把握亲子身份和亲子关系,然而如今人工生殖这种不通过男女自然两性结合而产生后代的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对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子观念和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体外授精人工的成分更多、也更多地替代了自然生殖过程,因此体外授精子女(即试管婴儿)法律地位的确定更为复杂——子女往往有多个父亲、多个母亲。本文在介绍体外授精及其适应症的基础上,分别讨论:谁是试管婴儿的父母?他们与试管婴儿又是何种亲子关系?并附带讨论生殖细胞捐赠者与婴儿的法律关系。     

论“生育少数群体”

“生育少数群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生育少数群体的诞生是与辅助生殖技术（ART）密切相关的。自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便催生了这一群体的产生,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使这一群体逐步发展壮大。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这一群体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基于对不孕症的治疗所引发的,之后拓展到其他人群,形成了其结构的多样性;同时,这一群体的地位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     

二十世纪科技进步“四因说”

以物理学革命为先导的现代科学革命把历史引入了20世纪。这个世纪是电脑、试管婴儿、克隆羊诞生的时代,也是原子弹爆炸、人口爆炸、环境被污染的时代。这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方面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各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形成知识“爆炸”的局面;另一方面技术日益与生产相结合,经济发展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20世纪科技进步原因何在,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问题,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一、知识——基础因　…     

符号之网--浅析卡西尔的《人论》

20世纪是伴随着科技创新的呐喊匆匆而过,晶体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因特网、试管婴儿、基因重组等新名词层出不穷,创造了人类生活的新境界,拓展了人类思维的新领域,加强了人类交往的网状互联。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点,对我们总结历史、把握现实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易》之“生生”美学精神与创新意识

受神秘的生殖崇拜文化影响,《周易》美学尚“生”,推崇“生生”.所谓“生生”,即孳生不绝,繁衍不已.《周易》之学六十四卦的演变就是一个阴阳间化生化合的自然“生生”流程.宇宙天地就是一个“生生”的有机整体.“生生”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变,化生化合,此即为“易”.“易”为“生生”.“生生”即生命的绵延.生命绵延的根源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动.《周易》这种强调“易”与“不易”,以生生变易为恒久之道的审美意识正好体现了中国美学求新务变的特点.     

《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

君子“三达德”中的“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知”即理智,“仁”属于情感,两者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意志品格(“勇”)来实现.“勇”不同于“好勇”.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已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     

甲骨文“鸟”字释读辨析——兼释《尚书·尧典》的“星鸟”等语

商代甲骨文中被释读为“鸟”的字,一般画为大鸟之形,按卜辞文意及商人的凤图腾崇拜之俗,本应读作“凤”.在“鸟星”及“不其鸟”等辞中,所谓“鸟”字应读作“凤”,借为“风”;“(辅)星”与“鸟星”同义,“(辅)”亦为“凤”字之别构,借为“风”.“帝鸟”多半应读作“帝风”,而“帝史风”或可读作“帝史凤”.“鸣鸟”亦当读作“鸣风”或“鸣凤”;“取鸟”、“获鸟”则大抵应读作“取凤”、“获凤”.卜辞指称鸟类习用“隹”字,有无个别辞例中被释为“鸟”的字可读“鸟”之本字,目前还不能确定.《尚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等语,“星”字当读作“禜”,“鸟”字等亦本非星宿名,皆当别作解释.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五侯鲭字海》与《汉语大字典》义项比照纠谬六则

将古今两部有代表性的字书《五侯鲭字海》与《汉语大字典》义项比照,可以得知:“婴”、“孾”和“孆”指“女孩也”,这是保留了它们的假借义或本义;“婴”、“孾”和“孆”指“初生的小孩”,这是它们的后起义;现在,“婴”取代了“孾”和“孆”,专指“初生的小孩”.“(石八)”,石破声;“玐”,玉声;二者不是异体关系,但二者音近,可以通假.“(莎)”,义项“藥名”中的“藥”应是“樂”传抄之讹.“(簧)”,义项“只也”中的“只”应是“貝”之讹:“琐”为“(黄)”的后起字.“臼”的本义为叉手,“匊”的本义为两手捧物,二者音近,可以通假.“臾”的造义为捆绑时抓住头发拖拉、会意字,“臾”的造义为一带着提梁的器具、象形字;“蒉”为“臾”的异体.     

反对学术虚无主义——驳李涛和邬志辉的“不可断然拒绝‘平庸'”论

以“可能导致的‘平庸’合法性认同”来论证“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必然助长大小“学霸”们的恶行.我们反对过分注重“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合法性”,但并不可以一概反对“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合法性”.我们应该坚决拒绝“学霸”和完全形式化的学术评价机制,而不是拒绝“断然拒绝平庸”和必要的学术形式.“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观点及其论说,其实是在倡导“学术虚无主义”.当下不良学术生态的形成,“学霸”和满足于学术平庸者是沆瀣一气的“共谋”.“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主张遗害无穷,学术界必须坚决反时“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学术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文艺学方法论探析

海德格尔文艺学方法论特别之处在于：1.认知方式的特别.他思考“存在者”倾向于时间性、过程性的、“活”的领会,这具体的“思”就是主客合一的认知模式,这模式使他走上了和自然科学不同的真理把握.“真理”实际就是“存在”的意义,需要“此在”之在场才能把握.2.海氏具体的“思”就是“诗”,“诗”表现为“返乡”,表现为对基本意义的探讨;3.他的作品本源是创造一个世界.     

从应然之“自然”到应然之“我”——试论老子在自我问题上的主张及其理论前提

在《老子》中,“道”不仅是世界本原,还是价值依据.作为价值依据的“道”受“自然”的规范.《老子》中的“自然”,不是实然的描述,而是一种判断、规范,乃是应然之自然.“道”作为最高范畴,受“自然”的规定,“自然”实际上成为价值标尺.由于老子学说本质上属于价值理论,因此老子在自我问题上肯定的不是“形躯我”、“认知我”,也不是“隋意我”,而是“价值我”.     

亚洲金融危机引出的教训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曾经把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称为亚洲的“四小龙”.继之,出现了如泰国、马来西亚等经济腾飞的亚洲“小虎”.世界舆论把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称为“亚洲模式”或“亚洲奇迹”.然而“模式”并非永久,“奇迹”并非常“奇”.97年这些“小龙”、“小虎”中,金融动荡,“亚洲模式”的神话在世人心目中已动摇.亚洲国家由盲目乐观开始寻找发展的新思路.     

施泰因论自我的个体化

现象学家们大都在“自我”这个主题上倾注过心力.在施泰因早期现象学中,有关“个体自我”的现象学构造或者“自我”的“个体化”问题构成其现象学的核心主题之一.“个体自我”的现象学构造的出发点是纯粹自我,但惟有通过“心理物理”之“身体”,“自我”的“个体化”才得以保证.这种被构造起来的“个体一般”在现象学意义上就是心理物理之统一.     

“美学”究竟是什么?——与王建疆等人商榷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美学研究的对象从“美”向“审美”的转移,“美学”的学科名称遭到“审美学”的挑战.这些论争对于人们重新认识“美学”的涵义颇富启发意义,但它们主张将“美学”改名为“审美学”,将美学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在“审美”关系、活动、经验内,否认对“美”的本质、共性、规律的思考、抽象和概括,这却是令人难以苟同的.虽然“美”包含“审美”,“美学”可以译为“审美学”,但作为学科名称,还是保留“美学”的译名更为合适.由于在中文中“美”与“审美”是两个概念,“审美”必须以“美”为存在前提,因此,对“美”的追问是美学研究回避不了的问题.美学就是研究美和审美经验的人文哲学.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