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破产制度的域外借鉴与完善进路——基于《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分析

破产制度是当前我国市场主体合法、高效退出市场的制度保障。为提升我国破产司法能力,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对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关于司法破产能力各项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和法律分析,发现我国破产制度存在破产时间长、破产成本高、破产回收率低和破产架构不全等问题。为了改进和完善我国的破产制度,可以借鉴英国、我国香港地区个人破产制度中的自由财产保留制度和破产依法免责制度以及德国的余债免除制度,建立健全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学习美国、韩国专业的破产法院制度,设立我国破产法院;分析日本的司法破产规定,设置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进而提高司法破产效率、降低司法破产成本,解决“执行不能”问题。     

关于建构中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的思考

破产重整制度的本质是司法性破产预防制度。该制度的立法目标是通过司法程序帮助困境企业实现再建和清理债权债务。中国现行破产法的破产重整制度作为立法失败的典型受到广泛批判,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理清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运作机制。在中国破产法重新修订之际,笔者重新认识了破产重整制度的功能价值和内在机理,提出建构有效的中国破产重整制度的战略思路。     

破产和解制度的反思：价值、规范与实践的统一

破产和解制度作为破产企业再建型程序之一,与破产重整制度、破产清算制度并列为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中的三大支柱性制度。然而,自中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破产和解制度尚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直接导致了破产和解制度在法律价值、制度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分离。有鉴于此,在肯定破产和解制度法律价值的前提下,有必对破产和解制度的制度规范进行深度反思,进一步改进破产和解制度的监督机制,并创设破产和解制度与破产重整制度、破产清算制度之间的转换机制,以增强破产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接受度与可操作性,从而真正确保破产和解制度在法律价值、制度规范与司法实践上的统一。     

调解率的理性反思——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分析解读

调解表明双方合意的最大化,具有维权成本低、及时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等功能性优势。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调解案件占执行案件比例趋升、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的现象,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反映出调解合意的贫困化,调解效果异化,"案结事了"司法功能出现弱化趋势。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恶意拖延逃避执行等当事人因素,也有法院为主导下策驱动的强制调解,因此应将合理定位调解制度,在司法理念上澄清认识误区,在司法考核技术规则上合理设计,在司法制度上进行立法完善。     

我国个人破产庭外程序的制度构建

个人破产程序包括庭外程序和庭内程序,二者相辅相成。在我国个人破产的制度构造和司法实践中,庭内程序趋于完备,庭外程序有待完善。个人破产庭外程序的性质认定应当以民诉基本法理为依据,采取和解程序。为减轻司法压力,同时提高申请门槛,个人庭外程序宜采取和解前置主义,未经庭外和解不得进入庭内程序。我国个人破产庭外程序以债务咨询和债务人教育作为前置要件,并设立破产管理机构作为行政机构主导程序开展。个人破产庭外程序的开展分为申请、和解和履行三个阶段,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应对每个阶段进行监督,确保庭外程序与庭内程序的有效衔接。为保障个人破产庭外程序实施的可行性,还应健全社会配套制度,与个人破产庭外程序形成良性互动。     

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冲突及其协调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之间存在显性与隐性两种冲突。现行立法处理显性冲突的基本原则是破产程序优先于执行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债权的性质各不相同,对此应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发生隐性冲突的场合,则应区分被执行人为法人和非法人的不同情况予以协调。     

关于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草案〉》第 3条将破产法的适用对象扩展到了一般商人 ,这无疑是对原有破产制度的一个突破 ,但与现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破产法所采用的“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相比较 ,商人破产主义仍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本文拟从破产制度的价值取向来分析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及从我国的现实状况论述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可行性 ,并对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提出一些个人想法。     

我国破产和解与整顿制度的立法完善

当今社会许多国家的破产立法，其重心日益向破产预防制度转移，破产清算已不再是破产法立法和司法的惟一主题而越来越成为特定情况下才加以适用的特别措施，相应地，各国关于破产预防制度的设计日趋完备和精细。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和解和整顿制度的规定仅有6个条文的内容和篇幅，无论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科学性方面，还是在制度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在对我国现行破产预防制度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粗略地勾画了破产和解和破产重整制度的改革思路。     

协同主义在执行转破产中的阐释与应用

执行转破产具有化解潜在纠纷和执行积案的优势，对债权人、债务人和法院而言，却存在低收益性、高负面性和审判负担过重等问题，这直接导致执行转破产启动率过低。协同主义强调解纷主体间的相互协作，不仅为执行与破产回归到应然联结状态提供助力，且与追求社会秩序稳定的司法理念相契合。应当以协同主义作为多方主体协力启动破产程序的法理依据，并完善相关制度。由反对方对被执行人未资不抵债承担证明责任，将控股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纳入申请主体范围。提高执行转破产的程序正当性，实现信息主管部门协查义务的法定化。实施以中级人民法院为主的协同管辖机制，提高执行转破产的效率。设立企业破产费用保险基金制度，化解债务人无产可破的风险。     

我国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建构理据

自然人破产立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在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利益的同时,为债务人提供重新开始的契机。自然人破产立法也是法治发达国家为应对未来风险与塑造企业家精神所普遍采取的做法,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背景下,我国亦须融入世界潮流之中。认为自然人破产立法将助推逃废债行为的观点是对破产法不合理的成见。在完善自然人财产查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我国自然人破产立法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相得益彰,有效应对自然人破产带来的司法压力。关于自然人破产立法的争议集中于彰显自然人破产制度核心功能的破产免责制度上,“宽严相济”的破产免责制度建构进路将推动自然人破产立法共识的形成。     

关于建立我国简易破产制度的思考

简易破产制度是西方国家破产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提高案件审理效率、降低破产成本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相关规定,但从公正和效率的原则出发,我国无疑亦应建立自己的简易破产制度。文章首先阐述了简易破产制度的含义及基本内容,分析了一些国家有关简易破产制度的规定,指出了建立我国简易破产制度的基本思路。     

打破僵局 公平分配——对一起有限责任公司非破产清算案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一起有限责任公司非破产清算案的分析 ,揭示了在公司剩余财产分配过程中出现僵局的情况下 ,我国现行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条款和现行民事诉讼法在非破产清算程序上存在的不足 ,指出了人民法院在受理当事人非破产清算申请时因立法不完善而表现出推诿的态度。作者据此提出了立法和司法建议。     

论我国个人与公司实质合并破产的程序构建

个人与公司实质合并破产不仅有利于兼顾各方主体利益,而且能够进一步优化我国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充分实现破产制度的效率价值。随着我国个人破产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个人与公司实质合并破产不仅是理论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业已出现的现实需求,因此有必要对其程序构建展开研究。具体而言,应首先明确个人与公司实质合并破产的价值所在,而后分析合并破产的适用条件,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程序构建,包括个人与公司实质合并破产案件的司法管辖、启动模式、裁定程序以及异议债权人的保护等。     

我国破产能力制度比较研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破产法>在破产能力制度上存在一些缺陷.随着司法体系、信用体系和相关制度的完善,从方法准则上,应选择一般破产主义模式.     

“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普适危机与程序应对

在当事人申请主义模式下，我国“执转破”启动运行不畅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参与分配，而是启动破产对当事人利益保障有限所导致的当事人同意“执转破”的动因不足，加之依职权强制启动破产的立法缺失，使“执转破”呈现“失范”现象。执行退出难和破产启动难激发我国“执转破”的变革，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82条规定的“执转破”启动模式，将当事人同意调整为终结本次执行前提下的法院依职权强制启动，并叠加破产法院原则上应当受理，增设依职权启动的规定，由此确立我国破产启动的“当事人申请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二元模式。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考察表明，虽然当事人申请主义是破产启动的主流，但职权主义并未被完全摒弃。其成因在于，国家应在执行和破产程序中把公共利益的考量纳入其中，破产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职权进行主义在程序推进的同时要求，只要不再有进一步审理的余地，即使当事人提出异议，法官仍命令终结并不违反程序规定。就金钱执行而言，我国集中执行模式以债务人全部责任财产作为执行标的，奠定“执转破”职权启动与两法衔接的基础。从本质上说，“执转破”是国家净化市场的职权干预方案，实现特定主体的快速出...     

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思考

2006年我国企业破产法正式出台,但自然人破产制度问题最终未被该法调整。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和调整的阶段,自然人大量举债的情况已不罕见,而民事司法程序并不能真正解决债务人的困境,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其现实基础。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和我国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制定的规则也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可行性基础。     

论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重要的创新点之一便是设立了破产重整制度,本文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对重整制度的现行规定入手,结合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要求和相关法律规则,分析其存在的立法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便使该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对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发挥最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律师费用由败诉当事人负担的探讨——以民事诉讼为中心

两大法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认可了律师费用由败诉当事人负担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的建立都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国司法实践包括司法审判和司法解释,都曾确定律师费用作为损害赔偿的一部分由败诉当事人负担。律师费用由败诉当事人负担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的潮流。为与国际司法体制接轨,我国应尽快建立民事诉讼的律师费用由败诉当事人负担的制度,即确定“律师费用由败诉方负担”一般规则,确定由败诉方承担的律师费用的评定标准,建立律师费用保险制度,处理好律师费用负担制度与律师援助制度的关系。     

破产债权问题研究

本文针对我国目前破产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欠缺状况,从合理保护破产债权的角度出发,以私法为本位,提出应建立多目标模式的破产法综合目标体系;这一研究对破产债权的清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     

试论当代个人破产程序的结构性变迁

当代个人破产程序由司法外破产程序和司法内破产程序、再建型破产程序和分配型破产程序、标准破产程序和简易破产程序以及消费者破产程序等基本类型组成.在债务问题普遍化、各国的破产制度改革以及法律移植等因素的作用下,当代个人破产程序结构呈现出多元和趋同的发展趋势,各国愈加重视再建型破产、消费者破产和简易破产,为我国个人破产程序的确立提供了丰富而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