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诗与中国新诗体系的历史建构

十四行诗是诞生在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诗体裁,在13世纪形成了严谨的格律和固定的格式.在意失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使得十四行诗成为一种跨域传播的世界性诗体.十四行诗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经过新诗运动先驱们在新诗创格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十四行诗演变出多种中国式变体.中国十四行诗延展了新诗的诗行结构,拓宽了新诗的用字规范,丰富了新诗的音韵模式,为建构中国新诗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论诗》与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建构

郭沫若的《论诗》是新诗理论的重要文献,对认识新诗文体建构时期的理论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是郭沫若从诗的觉醒到作诗,从作诗再到论诗的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的集中体现。《论诗》首先涉及到新诗创作中新诗人的诞生的问题,认为诗人应当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诗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才能有作诗的资格。郭沫若从诗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中寻找新诗文体的韵律,将诗人的心境与新诗文体联系起来,从诗人的情感与心理世界的变化中探寻新诗韵律,从宇宙万物的自然现象中寻找诗的韵律,并最后完成新诗哲学的美学建构。     

京派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合法性理论建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国新诗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理论困惑,这不仅制约着新诗的未来方向,也对新诗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不少新诗的研究者都开始对新诗的历史和未来进行探讨和反思,其中京派批评家的反思和探讨尤为深入、具体。他们对于新诗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新诗现代性、新诗与古典诗等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对新诗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突围的途径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主张。在新诗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京派批评家的新诗批评理论一方面具有相当的问题意识,敢于面对新诗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学院派批评的专业和精深,赋予新诗理论更强的学术品位,成为20世纪诗歌理论不可或缺的遗产。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建构新诗史研究的深度模式

龙泉明教授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的出版，引发 了学术界对中国新诗史整体研究的关注。本编辑部从陆续收到的众多热心读者的来稿中，选 发三篇既有总体意义上对中国新诗史、论研究的观照，又有对《中国新诗流变论》一书的细 读与评价的文章，辑为一组，以期推动中国新诗史、论的综合研究。     

新诗标准的现代性建构及其反思

新诗标准问题是百年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从现代性维度来看,其标准的形成在现代性中遇到了挑战,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范式之间的冲突,新诗审美价值取向的摇摆等多种因素,都对新诗文体规范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是新诗现代性本身的后果之一,也是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方面.而新诗标准和文体规范的建构,需要在"新诗标准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系统"、"新诗标准建构取决于诗歌审美价值标准"、"新诗标准建构需要直面现代性的反思性"等几方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     

闻一多新诗中的民族化建构思想研究

强调中西艺术的融会贯通,这是闻一多的一贯主张。闻一多认为,只有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才能做出真正的中国的新诗,因此,在他短暂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把新诗的民族性建构作为旨归并长期躬耕于此,他的诗歌表现了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与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对黑暗势力的控诉,在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民族性。     

《新青年》译诗与早期新诗音节的建构

《新青年》是最初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刊载的翻译诗歌对新诗音节的建构影响深远。《新青年》诗人群体的译诗将英语诗歌轻重律中国化,大量运用虚词营造轻重音变化,借鉴英语中的语法和句法变化,丰富了新诗音调。在用韵上,译诗较多采取英语诗歌头韵、内韵与多种尾韵的形式,并结合汉语音韵特征,对早期新诗音韵形式作了更加自由多元的中国化转化。《新青年》译诗打破传统近体诗固化的韵律节奏,向英语诗歌借鉴,探索口语和情绪的自然节奏以及诗歌的语义节奏,对中国新诗节奏建构作了有益的尝试。     

文化传承、审美认同与叙事建构——论文学艺术与现代传播媒介的关系

文学艺术与信息传播是源头与支流的关系,现代传播是文学发展与进化的自然结果,传播媒介的内容、类型、形式、写作方法与文学创作关系紧密.文学艺术与信息传播活动都是人类选择的完善人格、愉悦身心的方式,现代媒介的信息传播多是通过文学叙事方法和修辞手段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兴起在价值观念、审美情感诉求上具有一致性,与民族国家的本土性、民族性及族群发展紧密相关,是一个国家民族特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诗与民歌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关怀、爱护、扶植新诗,殷切地希望诗人们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新诗同样是“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郭沫若的《女神》高举诗歌革命的灿烂红旗,吹响“五四”时代精神的响亮号角。它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以如火如荼的热情讴歌祖国的未来,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心声,为革命新诗奠定了基础,开一代诗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新诗擂响了反抗侵略保     

新中国70年现代白话与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研究之检讨

现代白话诗语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突出的元素,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诗歌的形式建构。回顾新中国70年来现代白话与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研究的进程与现状,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语言变革与现代诗歌的发生。诗歌的现代变革承载着实现语言变革与新文学变革的双重使命,语言变革不仅影响了诗歌语言由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转换,还引发了诗学知识谱系的转型与重构。第二,现代白话对古典诗歌语言传统的继承。自五四白话诗开始,现代白话诗语与古代丰富的白话诗语资源处于一种复杂的交织与变革关系中,古典诗语资源在为现代白话诗语提供母乳时,也给现代诗语的建构提出了新问题。第三,现代白话对外来诗歌语言资源的借鉴。经过翻译而引进的西方诗学资源,不仅直接影响了汉语革新,促成了现代白话诗歌新诗体的诞生,还全面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革故鼎新。第四,现代白话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研究。诗歌语言的现代转型,关涉词汇、语义、节奏、格律、诗体等构成诗歌形式诸要素的对应变化与发展。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未竟使命,将是一个不断探索现代白话如何实现与现代诗歌形式要素有机融合的艰难历史嬗变过程。     

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与中国新诗的形式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了外国诗歌的翻译体对中国新诗形式建构产生的影响:翻译体最早实践了中国新诗革命的形式主张,是新诗形式的理想范本;翻译体是中国新诗自身的一种文体形式,参与并支持了中国新诗的形式建设;作为特例,外国诗歌的第三种翻译体影响了众多诗人的创作和形式选择。     

新诗经典化:后经典时代的经典建构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寻美话语的现代建构——沈从文新诗批评探析

本文主要讨论被学界关注甚少的沈从文新诗批评,认为他的新诗批评是一种融合了东方古典的人物品藻和作品赏鉴的形态与方法,企图打破现代文学制度阈限,在诗艺阐释中寻求生命之美的大师批评;而与这种寻美的大师批评相对应的则是沈从文所持的"好诗"原则及其生成策略。在坚持本体视角的同时,沈从文又以开放性的问题意识观照新诗的发展历程,敞开了早期新诗的另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