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与文明中心观之始原——读《尚书·禹贡》

《尚书·禹贡》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阐述人与地关系的经典.《禹贡》划分王朝的疆域为九州,并建立五服贡纳制,反映了夏代是产生中华文明中心观念与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认知体系的历史阶段,并首次接触到地理环境生态与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

一《禹贡》的史料价值探索《禹贡》、“冀州”与夏文化的关系,应先从《禹贡》的史料价值说起。欲穷其渊,必先求其津。以现今传世的古代典籍而论,记载夏史较详的,当推《尚书》中的《禹贡》为最早。在《左传》、《国语》、《楚辞》、《史记》等文献中,虽然也保存着某些有关夏史的资料,但其制作时代都略晚或晚于《禹贡》,因此,欲探求夏史,《禹贡》就成了一篇不容忽视的文献资料。然而人们能够正确看待和了解它的史料价值,能够真正使用它去探索夏史,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坎坷之途。     

《禹贡半月刊》编辑思想之研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创办和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在推动我国历史地理、民族史、边疆研究以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认真研究他们的办刊思想,对今天我们搞好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半月刊)是禹贡学会的会刊。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两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夏代早期国家结构探析

本文结合有关文献材料,从夏代国土结构研究入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夏王朝的构造及夏后氏与邑外侯伯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作者认为,夏代国家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同时也非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国家,它是早期共主制政体下以夏后氏为共主,并以万国诸侯初具原始性的从属关系和相对松散性、不稳定性为特点的早期政权。     

《地员》与《禹贡》的土壤学知识比较

《管子·地员》和《尚书·禹贡》都包含着丰富的土壤学知识。《禹贡》对九州的土壤进行考察后,将其分为三等九级。《地员》主要对中原地区的土壤进行了划分,范围比《禹贡》小,但是比《禹贡》详细、科学。不同的分类反映了古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土壤的认识水平,《地员》的认识要高于《禹贡》。     

幕阜天岳伏羲氏之陵考辨

伏羲与太昊是两个人而非一人。两人出生地不同,世次关系不同,部落图腾不同,姓氏不同,在远古氏族部落中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在先秦史料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在可读史料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氏陵墓实属太昊之墓。而根据史料查实和地下文物印证以及湖南楚文化与民风民俗的论证,湖南平江天岳幕阜山应是伏羲氏之陵,其下有“皇坛”,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捧八卦的伏羲神像．且历朝多遣官致祭。相传幕阜天岳,舜帝所封,即为《禹贡》之东陵,楚国之东祠,与《史书》记载伏羲去世“崩葬南郡”地望完全吻合。     

鸟夷、东鳀补证

《尚书·禹贡》之岛夷,《汉书·地理志》之东鯷,究竟在什么地方?胡渭《禹贡锥指》以为二者皆指日本;林惠祥等则主台湾说。以后,周维衍再次提出岛夷、东鯷皆台湾古称之说。其实,《禹贡》所载并非“岛夷”,只是唐人刻石经,把鸟夷刻成“島夷”,而贻误后人。清代考据家对此早有论证。解放前,童书业亦有《“鸟夷”说》解放后,胡厚宣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中,指出应以鸟夷为是。至于东鯷,胡渭之说不误。有人指为台湾,却未必恰当。现试为鸟夷、东鯷补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岛夷本是鸟夷《尚书·禹贡》载,冀州“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关于扬州岛夷,书说: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史记·五帝本纪》称东方夷人为“鸟夷”(第43页);《夏本纪》冀州下作鸟夷(第52     

周族与西戎

综观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历史，他们的兴起都有戎夷相辅助，它们的灭亡也都有戎夷力量参与其间。而夏、商、周三族与四夷的关系之中，以周族与西戎的关系最为密切。西周王朝的兴衰成败都与西戎关系至为密切，周族与西戎的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推测周、戎关系的古老因缘周族和西戎都与上古的炎黄部族具有渊源关系。根据上古传说，黄帝、炎帝部族活动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它们与活动于海岱地区的太吴、少吴分别为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的首领。据《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     

东汉末年南匈奴南迁的前后

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发动叛乱,暴露了南匈奴内部矛盾的加剧。东汉朝廷的直接干预,更导致南单于传承秩序进入无序状态。匈奴屠各种在其尊贵地位受到威胁时,以血统为旗帜,奋起抗争,从而使南匈奴由内讧走向分裂。南匈奴左部叛乱后,东汉朝廷迁徙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至内地,但南单于庭并未同时南迁。除於扶罗部外,南匈奴部众在东汉末年才陆续离开缘边五郡南迁。南下的南匈奴实际上分成河东的於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等三股势力。曹操统一北方时,留南单于呼厨泉为人质,以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而分其众为五部,南匈奴的三股势力又合而为一了。     

从“愈合的股骨”阐释看两种人学观与历史观之分野

英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原始部落遗址中“愈合的股骨”的阐释,涉及到人性生成这个古老的学术问题。原始人类对失去劳动能力的伤、病、残、老人产生了怜悯心理,这无疑是人类由野蛮迈向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将其归结为原始人类开始懂得了怜悯,这就是把因果关系本末倒置了。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化到文明社会的动力和根据,不应该用人类的情感、道德、人性来解释,而应该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到社会经济关系中给予说明。人类不是因懂得了怜悯而进入文明社会,而是在文明社会渐次到来的过程中才逐渐懂得了怜悯。从“愈合的股骨”阐释中折射出两种历史观对人性阐释之根本对立,其焦点在于：到底是用历史解释人性还是用人性解释历史。唯心史观用人性解释历史,唯物史观则用历史解释人性。     

从史诗《格萨尔》看古代藏族部落的议事会

议事会是藏族各级部落的权力机关,史诗《格萨尔》是藏族史前部落社会的活化石,以其为佐证,探究古代藏族部落议事会的组织形式、内容、特点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藏族部落的政治组织及议事制度。     

宋夏沿边蕃部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

宋夏西北边缘分布着大量的蕃部族帐。北宋中后期,在汉地农业文明的影响下,这些蕃部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本文主要讨论了其封建土地占有制及租佃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

商代社会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商代前期,商民族在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共主地位实际上不很稳定,其王权继承制仍保留较多的氏族社会特征,其活动中心又不断迁移。由此判断,商代前期的后半段,中原各部落也开始逐步向方国发展,商族也就由部落联盟共主转化为方国联盟共主。总起来看,商代前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时期。     

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

北魏离散部落开始于登国元年(386),即《魏书·官氏志》“登国初”的记载是可信的。被离散的对象包括被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其范围基本上是北魏境内所有的游牧部族。它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将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使原来的君长大人变成了国家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地方基层官员。它没有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并随北魏的军事征服逐步推行。北魏离散部落不仅削弱游牧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统治,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游牧部族纳入了封建制轨道,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论儒学对现代公共关系理论建构与实践的启示

儒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经历代学者加工改造 ,最终奠定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社会心理以及交往原则。儒学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对现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原则的建构有着重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诸如仁与公共关系的本质要求、起点 ;中庸与公共关系的方法 ;诚信与公共关系的态度 ;义利与公共关系的动力等。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时期,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他们属欧罗巴人种。汉唐时期,匈奴人、汉人、羌人、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八九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唐初北陲都护府几则问题辨析

唐代前期,安北、单于都护府有效地管理着铁勒、突厥内附部落,故单于台取名于北方游牧民族牙帐所在,所以迁徙不定。由于铁勒、突厥的杂居、联姻,北陲渐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因而,燕然、单于、瀚海都护府的并置就改为由瀚海、云中二都护府分治大漠南北了。北魏以来,人们已混淆了云中、盛乐的名称,到了唐代,这一混淆更甚,于是误将单于大都护府治所比附于云中故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