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正> 《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郑樵“会通”学术思想在史学编制上的最根本的反映,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而《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三篇又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通志·校仇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虽然从书的名称看,此书是关于“校仇学”的,但它是目录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书中郑樵第一次明确了治学、图书、类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通过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的任务,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天人之道远而应近”——蹇昌辰《黄帝阴符经解》哲学浅析

《阴符经》是道教的经典之一,大约在南朝后期就已在道士中传诵,唐代始有注本,至宋代亦颇受重视。北宋道士注释以蹇昌辰《黄帝阴符经解》为代表。此注一卷,见录于南宋初郑樵所撰《通志·艺文略》。《正统道藏》洞真部玉诀类收入,题“同知建隆观事赐紫道士保宁大师蹇晨解”。但序文自言“蹇昌辰谨序”,《通志略》也署题“蹇昌辰注”,则“晨”乃     

试论郑樵《通志》的史学思想及历史作用

郑樵是我国宋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编著的《通志》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在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通志》中阐述了郑樵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了解郑樵的《通志》，对于今天研究史学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郑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

南宋郑樵的《通志·七音略》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史的重要资料.郑樵讲,他撰写《七音略》,“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后来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七音韵鉴》的作者是“胡僧”.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七音韵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胡僧”,但郑樵所说的“妙义”,即唐末宋初出现的等韵学理论,却的确与印度的梵语语言学知识有关,后者正是通过“胡僧”传到中国来的.郑樵其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值得加以考虑.     

郑樵史学初探

郑樵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所著的《通志》被列为“三通”之一,是一部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从南宋以来,历代学者对郑樵和《通志》都有所评论,但是分歧很大。前人主要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郑樵加以品评,而对于他的史学思想却缺乏系统的评述。近来,史学界已经往意到对郑樵史学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是全面地评价郑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从声韵看《中藏经》之成书时代

《中藏经》始载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医方”下篇,题曰“《华氏中藏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为“《中藏经》一卷,汉·谯郡华佗元化撰”。但关于本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疑为华佗本人所作的;有疑为华佗弟子作的;有疑为六朝人作的;有疑为宋人作的。从书中的韵文入手,找出押韵的字,并根据历代音韵体系十分严密的特点分析了书中韵字在不同时代的分合,指出“蒸”韵之“证陵”字与“庚耕清”韵字相押,是宋代的音韵特点,从而证明该书很有可能是宋人编辑而成。至于书中某些内容,渊源更早也是可能的。     

郑樵《通志&#183;乐略》与孔子《诗经》

郑樵《通志&#183;乐略》中所体现的“会通”思想和“编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在《乐略》中郑樵对《诗经》之乐重新进行了诠释。     

试论“三曹”乐府在中国歌曲史上的地位

“乐府”,汉音乐机关名,后沿用为一种诗体,似乎成为文学史上常识性问题了。其实,唐代以前的所谓“乐府诗”,并不只是一种“诗体”,而是有乐谱能够唱的歌曲。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这句话是从《尚书·尧典》来的,前面就是经常为人所引用的“诗言志,歌永言”。可见我们的古人总是把诗与歌,义与声联系在一起的。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今日“求书八道”

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学问家、私人藏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根据几十年做学问和整理藏书的体会,提出图书馆领域的知识是“天下之大学术”之一,同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图书馆知识列为一门学问的人。在广采书籍方面,又正是这位学者,在他的《校仇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中,提出了八种采集书籍的方法,即: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郑樵的“求书八道”不仅推动了宋代图书馆的发展,而且也给后代的藏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这种广“求”精神,也为我们振作精神,扭转目前图书馆面临的经济拮据、入藏滑波的困境,提供一个很好的启示。笔者现就利用经费购书方法之外,广求文献资源,提出以下非购入方式获取文献的“八道”,谓之“今日‘求书八道’”,共同行参考。     

略谈郑樵对史学的贡献

<正> 郑樵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有八十五种,其中《通志》尤其著名。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通志》是综合诸史而写成的纪传体通史,史料丰富,规模宏伟,纪载了从三皇五帝到隋朝的历史。它和唐代杜佑的《通典》、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部古典史书。近年来研究阐述《通志》的文章比较多,本文另辟途径,仪就郑樵在史学上的贡献这个角度发表一点看法,以求教于贤达。     

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

据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大致如下:“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于文。”在有关姓氏制度的文献记载中,郑樵的《氏族略序》可谓记载比较详备,可信程度亦较高。联系春秋战国时代有关的其它历史文献来看,姓氏制度其实就是西周春秋时     

郑樵《通志·乐略》与孔子《诗经》

郑樵《通志·乐略》中所体现的会通思想和编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在《乐略》中郑樵对《诗经》之乐重新进行了诠释。     

论郑樵的史学思想

郑樵以其所撰《通志》一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治史学以“会通”、“求实”、“直笔”、“斥妖妄”等为宗旨,对史学领域诸多问题都作出了独特的阐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优良传统。但有些观点也失之偏激,或自相矛盾。     

典故与典故语辞的释义

典故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事过典故”即超越了过去利制所规定的旧例、常规．后人对“典故”一词的理解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指典章、制度．如南来郑樵《通志·总序》云：“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认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二是指诗文中引用的有来历出处的故事、传闻、词语．我们所说的典故，一般是指后者．典故，就其来源可分为事典和语典两种．事典，主要是指来源于古代传说或历史故事．如唐李白《赠崔待卿…     

“揭”与“揭阳”能否划等号

<正>近一两年来,由于从外地传进一部新编的《揭氏族谱》,而在揭阳掀起一阵“揭氏文化热”。《揭氏族谱》让揭阳文史学者大感兴趣的原因是,它“揭示”了揭氏一姓来源于西汉人史定曾任揭阳县令,这让揭阳人感到光荣与欣喜,于是“当仁不让”,热烈反应。对此我以为可以理解。如果经过调查能证明“情况属实”,我以为本土人士还应举行更大的仪式来予以庆祝。诚然,“揭阳”一姓来源于史定之令揭阳,早在南宋初期福建籍史学家郑樵《通志》就已经写到了,只是过去没有被揭阳人“发现”。当然,这也还不是郑樵的“发明”,早在郑樵著书1000年前出版的《史记》、《前汉书》等,就都已经闪烁其词,有所“暗示”。郑樵可能正是据此而断定史定之改姓“揭阳”,是以其曾治该邑之故。     

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他特殊的地位。遗憾的是《史记·自叙》没有记载他自己的生年,《汉书·司马迁传》也没他的生卒年的明确记录。一九一六年王国维著的《太史公系年考略》,把司马迁的生年定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一四五年);关于他的卒年,王氏持模稜两可之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①。”此后,一些中外学者,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大都以王说为依据②: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武帝后元二     

程俱与郑樵图书馆学思想之比较

程俱与郑樵是宋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总结图书馆工作 ,揭示图书馆学思想。无论《麟台故事》还是《通志·校雠略》都是当时图书馆学最重要的著作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标志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初步形成。通过分析宋代图书馆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比较二人的图书馆学思想的异同 ,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     

《尧典》三题

一、篇名《尧典))是《尚书》的首篇。《左传·文公十八年》在引述它的文句时,浑称为《虞书》。《礼记·大学》又称之为《帝典》。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尧典》这一篇名的,是《孟子·万章上》:“《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而据汉初伏生《尚书大传》,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颜回说:“《尧典》可以观美。”那么,《尧典》这一篇名早在孔子编次《尚书》时就已经出现了。《孟子》所引《尧典》之文,实在今《尚书·舜典》之中。清代学者已经考明,     

“集部”的确立与“文类”的产生——论隋唐宋代文学目录的发展变化

本文从古代文学目录发展史的角度，论述唐宋文学目录继汉魏六朝之后发生的变化：《隋志》“集部”的正式确立，官、私书目中文学类目的进展，乐府解题与诗文系年目录的兴起，《通志·艺文略》“文类”的产生。进而阐明了唐宋文学目录的成就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