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央治理香港的启示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区政府和逾60万澳门同胞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成功付诸实践。这既得益于澳门社会与生俱来的爱国传统、葡澳政府治理的消极无能、爱国社团长期"拟政府化"的运作以及小型而单一的经济体量等先天优势,也归功于回归后"以我为主"的特区政府管治团队有效地平衡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发挥自身高度自治权的关系、长期坚持了对国家认同的宣传教育以及在中央的支持下全方位有规划地做好了青年工作。有鉴于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在香港,中央须切实推动"以我为主"的特区管治团队的构建,以统战部和社会主义学院为依托力推国情班教育,并以建制派社团和爱国学校为平台切实做好香港青年工作。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回归20年:“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辨析

"一国两制"的方案设计和制度实践不仅存在"模式",而且有不同的"模式"。"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一般用于集中概括澳门特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在特区治理、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用来概括中央政府成功处理澳门问题的实践,以及在澳门特区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成功经验。"澳门模式"的核心内涵应当是持"一国"之本,守"两制"之分,用"一国两制"之利。"澳门模式"具有被香港、台湾借鉴、参考的意义。随着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入,"澳门模式"的具体内涵将会增添更多更新的内容。     

二十大报告“一国两制”涉港澳论述解读与香港新发展

二十大报告涉港澳论述对“一国两制”进行了权威确认和法理内涵的完整阐释,将“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紧密关联。二十大报告在延续中央既往港澳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理解和定位“一国两制”的三个关键词,即伟大创举、最佳制度安排和长期坚持,圆满解决了“一国两制”的政治正确身份、制度综合绩效和新生命周期问题。在涉港澳论述的具体政策上,二十大报告展示了严密的法理逻辑和理论叙事路线,按照制度体系、发展体系与涉外体系三个层次展开,统筹制度安全与创新发展,兼顾内外协调与战略机动性,为港澳的国际地位巩固及融入式发展提供了完整而清晰的政策指南。香港新发展取决于贤能政治体系的制度建构与人才培养,以适应“爱国者治港”对政府管治体系与能力的更高要求。香港的贤能管治及其新发展,还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时代的港式贡献,为“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事业继续发挥制度杠杆作用。     

“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指引

<正>25载劈波斩浪,25载春华秋实。“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也留下很多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一国两制”实践规律：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习近平新时代“一国两制”治港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并认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在继承邓小平“一国两制”总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治港方略。新时代治港方略秉持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论,赋予香港“一国两制”新的战略定位,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出了“两个建设好”的总要求。新时代治港新方略更加注重加强党对香港“一国两制”工作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注重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更加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更加注重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践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更加注重坚持依法治港,更加注重从政权建设方向思考管治策略,更加注重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更加注重强力节制特区反建制力量和外部干扰,为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指明了方向。     

实践论视域下香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嬗变

"一国两制"是国家为解决港澳台问题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率先在香港实践,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在管治香港的过程中,中央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正确认识,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从实践论的理论视角,重新回顾和厘清香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逻辑,尤其是解构香港当前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动因,可为继续深化和丰富"一国两制"理论、保持香港持续繁荣稳定、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政治中立”原则对香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影响及其辨析

"政治中立"原则是香港公务员体系的重要原则,强化了港英时期的殖民政府管治,也有助于构建专业主义的服务型政府,但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的政治能力建设。由于现行"政治中立"原则未能体现"一国两制"观念,且对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表述过时亦不够严谨,容易产生理解混乱。当前有必要修订相关管理规定,明确"一国两制"原则是"政治中立"的前提,及时更新对"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界定,确保公务员队伍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内涵,真正成为维护"一国两制"的核心力量。     

论检察监督权的诉讼化改造

"谁来监督监督者"是个困扰检察监督权行使正当性的理论难题。尽管以检察实务界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对此多有论述,但尚未作出较好的回答,以至于学术界与实务界之间对此问题的讨论形成了各说各话的尴尬局面。要对正当性的质疑进行有力回应,就必须以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理念为基础,对检察监督权的行使方式进行诉讼化改造,从而结束"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循环往复的争论,进而强化法律监督权的正当性。     

新时代开展香港爱国教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香港回归以来,爱国教育的具体制度化和政策推行一直遭遇较大的本地阻力,以国家认同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法治改革陷入一定的困境。爱国教育的欠缺带来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波动,并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香港近些年的极端化社会运动,危及"一国两制"的宪制安全与香港繁荣稳定。在香港基本法秩序下,教育属于自治事项,特区政府与香港本地院校依法承担主要的教育责任。但从比较法及教育法理来看,爱国教育在性质和操作上均不可能完全委诸地方实施,从香港经验来看也存在本地实施的诸多漏洞。根据"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全面管治权法理,中央对所有授予的自治权享有监督权,并根据爱国教育的事项本质而享有增量教育权力。从新时代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及全面管治权制度化的角度出发,国家与香港特区均有法定职责检讨和推进香港爱国教育,塑造爱国爱港的基本价值观与身份认同,而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及责任机制需精确论证和精准配置。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

邓小平围绕香港回归问题从五个方面展开了他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核心是主权,主权高于"两制";解放军在香港驻军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象征;"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在"两制"中居于主体地位;港人治港"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中央对香港基于对香港的主权而依法拥有必要的干预权。同时,邓小平对怎样起草《香港基本法》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主要意见:《香港基本法》要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要从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央拥有《香港基本法》的制定权,《香港基本法》要规定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香港基本法》要制定得简要些;《香港基本法》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香港基本法》要规定香港的普选必须循序渐进。《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绝大多数委员对邓小平的这些意见感念颇深,认为没有他的掌舵,就不会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香港基本法》。理解、研究《香港基本法》必须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密切结合。     

论人大监督的失偏及矫治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权力,但目前人大在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失偏现象.其原因在于:一是理论上对人大监督权的构成及运行规律没有准确的定位,对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一身两任的地位的认识存在误区;二是宪法规定的政体失衡,两院的宪法地位没有落实;三是程序法律的缺失,监督权的行使随意性大,刚性不足.相应矫治这种失偏现象,也必须以此三者为突破口,使人大监督权的行使回归到理性和法制的轨道.     

人大监督权的集体行使与人大代表的个体参与

集体行使权力是人大监督权的重要特征。作为一种集体行使的权力,其运作效能取决于集体成员积极而富有意义的参与。而且,由于作为权力主体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人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其责任承担只能由选民通过选举或罢免个体的人大代表来实现。因此作为权力的参与者以及责任的承担者,个体人大代表的监督能动性对于监督权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必须科学合理地设计人大监督权的保障、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激励代表积极参与监督权的行使,防止在集体行动中的消极不作为。     

论港澳青年服兵役制度的基本原则

回归前后,国家为实现港澳的平稳回归,并未考虑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设计港澳青年服兵役路径。近年来,随着系列香港恶性政治事件的爆发,港澳青年国民意识问题日益白炽化,国家有必要通过次优选择来长期性探索港澳青年服役。港澳青年服兵役制度的建构需要遵守许多内在机理,其中就包涵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该制度需要遵循一国两制、平等、法治、宁缺毋滥、循序渐进共五大基本原则。五大基本原则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在构建与实践制度时起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之作用。     

论权力的规范运作与法治化

我国的国家权力在总体上是能够做到依法行使的，但制约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权力运作障碍依然存在，表现为行政权运作失范，司法权运作失衡，监督权运作不力，领导权运作不当。要克服权力运作中的这些障碍，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依法授权，依法治权，从而切实理顺权力行使中的各种关系，防止权力滥用，真正实现依法行使权力     

叶剑英与港澳工作的历史考察

叶剑英一生与香港、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前,他密赴港澳地区从事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为积蓄革命力量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造就了他对港澳地区和港澳同胞的深厚情感;解放后,他提出"海洋战略"和"特区战略",致力于发展港澳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合作,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奠定物质基础;广结善缘,为港澳同胞办实事,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凝聚了民心和民意;探索性地提出"易帜"方式解决港澳和平回归祖国的问题,为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制度条件。历史必将铭记叶剑英对港澳的深刻情怀和他为港澳回归、发展所作出的辉煌功绩。     

后回归时代澳门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

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宏观管治环境发生了历史变迁;相应地,澳门的管治模式也由澳葡政府时期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向高度自治下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管治模式的制度转型,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管治能力,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经济调适能力、区际协作能力和中央政策的选择性代理能力.对澳门政府综合管治能力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升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提供若干政策建议.     

增强中国籍港澳居民国家认同的路径设计

现阶段,中国籍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扎实推进港澳居民国家认同的路径工作,为"一国两制"提供坚实支撑是应然之项。首先,国家安全立法、港澳居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立法是法治保障。其次,港澳融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港澳居民到内地创业就业是经济来往大势所趋。再次,国民教育课程建设、鼓励港澳生内地求学以及推动三地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文化交流是人心所向。最后,加强内地与港澳学生的交流、深化港澳居民志愿服务、参观内地建设成就乃社会融合之不二法门。     

澳门:“一国两制”与人心回归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20周年。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澳门模式"因此备受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赞赏。总结梳理"一国两制"在澳门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精髓,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提供有益借鉴和正面示范。     

“两岸统合”:和平发展时期政治安排的可行之路

正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理论创新对于两岸关系发展而言,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永远是需要的。"一国两制"即是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一次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曾为港澳回归做出巨大贡献。未来两岸的和平统一,自然有别于港澳的回归,需要一套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具有两岸特色的统一路径。正如大陆权威学者所强调的,"台湾确实不同于香港,‘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不能一成不变地套用于台湾。……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一国两制’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