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青岩牌坊的宗教人类学透视

描述贵阳青岩八道牌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透视青岩牌坊反映的政治变局、社会空间和宗教变局,并进而分析青岩牌坊儒教教化的社会控制功能.青岩牌坊的建立标志着儒教话语对布依族班氏土司之民族宗教话语的替代,标志着国家权力对青岩地方权威的替代,标志着以汉族为主体的青岩士绅登上青岩地方社会的政治舞台;青岩牌坊在历史上发挥着宣扬"尚齿"、"守贞"、"尽孝"、"完节"等儒教观念的社会控制功能.     

武陵山区古代少数民族社会治理与结构变迁——以老司城遗址为中心的分析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社会的一种职官体制,是从羁縻制度转化而来,这一转化不仅是政治一体化逐渐强化和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区域社会结构过程。本文以土家族地区老司城遗址为中心,从身份等级、宗族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来分析这一变迁脉络:一方面,"国家"采取多种治策如朝贡、册封和军事征调等不断加强对民族区域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民族区域社会在与中央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则建构起自身"地方"自治的权利架构和统治秩序。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模式和要素都受"国家"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区域社会"地方"对"国家"的认同不断加强,民族区域社会的内在体系建构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对于西藏农区五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宗教权威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再度成为影响村庄政治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他们多不具有沟通政府、拓展市场、寻求资源等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在村庄政治中的影响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本文还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各类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活动做了描述,认为宗教权威的活动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求,对普遍信教的村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权威的公共服务活动有助于创造村庄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强化村庄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对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一种“文化支持”,有利于村民福利的改善。     

巫、道思想和壮族文化的结合

壮族没有全民信仰的统一宗教.凡是接触过壮族历史和文化的人都会发现,壮族社会中最具特点的是巫、道结合的宗教行为和观念.和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壮族先民经历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的宗教思想发展过程,并在现代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滞留着这些原生宗教的形式与内容.巫教即由古代巫觋发展而来.它和唐代以后传入壮族地区的道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宗教力量,一直主宰着壮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佛教和天主教也于唐宋和近代陆续传入部分壮族地区,但都未能在宗教活动上取得绝对支配权,更不如巫、道在壮族社会中普及和深入.     

宗族与村庙——粤西潭村石头庙与潘姓宗族

本文以粤西潭村为个案,从乡村社会的信仰仪式与宗族整合和认同的视野入手,分析了该村的村庙与宗族的整合模式,并指出传统生产方式的恢复是民间信仰复兴的最根本的动力.     

壮族麽教文化探讨

麽教是壮族先民创造的传统宗教,由布麽传承。麽教崇拜创世神布洛陀为至上神和教主;有一整套的法律事仪式和相应的经书。麽经是壮族先民企求借神力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祈求生存和发展的宗教典籍,折射着壮族的社会发展历程,对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及道德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麽经中的三元(天、地、水)说是壮族传统的宇宙结构观念;麽经中的公(雄)母(雌)观则是壮族认识世界最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官职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是由当时社会的各种人物和事物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打开西藏近代史,印入眼帘的是"政教合一制"这个特殊的制度下产生的特殊人物和事物。在这个制度环节中,为产生承担政治和宗教最高权力的人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达赖喇嘛和摄政的权力正是这个制度的直接产物。达赖喇嘛和摄政一经产生就具有了政治和宗教的最高权威。因为达赖喇嘛和摄政拥有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权威,使得他们的权力和世袭的贵族权势形成一种矛盾的复杂关系。其后果是达赖喇嘛很难获得掌权的机会以及摄政为巩固权力的争夺。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社区宗教精英的权力变化研究——以三亚凤凰镇回族为例

当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民族社区发展动力时,旅游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承载者和维护者的民族社区传统文化精英,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变化并没有得到重视.本文以三亚凤凰镇回族社区为例,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了解旅游发展及冲突事件过程,从权力变化的视角探讨旅游发展对社区宗教精英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的发展间接促进了村民对宗教权威的认同,强化了宗教精英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权;但在旅游引发的利益冲突中,宗教精英权力出现“外强内弱”的变化,传统权威被弱化,个人能力成为社区调解权力的基本支撑.宗教精英自身具有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旅游现代性带来的权力弱化,为进一步探讨如何破解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延续间矛盾提供了借鉴.     

“跨民族”宗族共同体研究——以偰氏、完颜氏和赵氏宗族为例

江苏、甘肃两省三县偰氏、完颜氏和赵氏三个宗族在历史和当下不断跨越他者边界,形成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时空的宗族共同体,宗族成员找到归属感,宗族内部具备关怀感,宗族组织具有使命感。在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社会结构序列中,宗族成为民间合法的最高层级组织。宗族共同体跨民族特性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在对"边界"的跨越和消解基础上建构一个更高层级的上位群体,从而由"我们"和"他们"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我们"之过程。这种不断拆除边界、吸收"他们"变为"我们"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缩影,秉持了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混元""连续统"思维模式,传承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和讲究"天、地、人"融合的"传统主义",小到个人修身养性,中到宗族关系处理,大到国家的发展,都有着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我们"感的共同体思想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启示和助益。     

族际联姻:壮族婚姻文化变迁的因与果--亲历一个壮族婚礼的感悟

1997年和 1 998年间 ,笔者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的“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项目 ,到广西田林县利周瑶族乡爱善村那善屯进行田野调查。其间有幸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婚礼 ,豁然感悟到族际联姻既是壮族婚姻文化变迁的结果 ,又是壮族婚姻文化变迁的原因。那善屯现有 1 4个姓氏 ,1 54户人家 ,是一个至少有了 2 70年历史的壮族自然屯 ,长期与汉、瑶民族杂处。在同一个行政村 ,那善北约 2公里的囊混、北约 3公里的尾寿、北约 5公里的平凉、东北约 3公里的可立、西北约 2公里的囊许、西南约 1 .3公里的那柴是瑶族…     

三岩改土归流论析

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深入,三岩社会在清末改土归流后最终成为国家直接统治下的地方。然而各种国家权力符号却遭遇到传统文化的制约,集中表现在寺庙——宗教、学校——教育以及始终纠缠着三岩人的人地矛盾等方面。本文通过分析进入国家的三岩社会身份认同体系的变迁过程,指出国家在打破传统的认同机制的同时,也给三岩社会提供了解决人地矛盾的新机遇。     

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结构及其特点

壮族的宗教包括原始宗教、原生型民间宗教和外来创生型宗教三个层次,其中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和师公教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内部结构比较完整,基本具备了宗教的构成元素.与世界各种创生型宗教相比,仅在无地区性和全民性宗教领袖、无绝对权威主神的不同.壮族宗教的特点主要有8个方面,其中多种宗教神灵和谐共处,为国内外少见.     

论清真寺的法组织功能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不同的宗教组织具有不同的法组织功能.清真寺作为宗教组织之一,其不仅仅是信教群众举行宗教仪式和活动的场所,而对整个穆斯林社区同样具有信仰价值、教化价值、行动价值和秩序价值.清真寺法组织功能的依据主要是国家法和伊斯兰法,其主要体现在教法的教化与宣传、创设与变通、执行、解纷、经济等功能上.清真寺对穆斯林社区的法组织地位不容忽视,在"一体多元"格局下,其对构建和谐社会影响深远,具有全局性意义.     

壮族巫术剪纸符号述议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自产生之日起,就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心理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出现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宗教文化。壮族亦然。因此,研究壮族的宗教信仰,是深入了解壮族传统文化的面貌及其内容的关键。由于历史的原因,壮族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宗教。其宗教信仰主要是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逐步形成以巫教为主,兼收佛教和道教为一体和信仰多神的宗教信仰格局。巫教以其多样的形式和神秘的内涵,至今在壮族民间仍有着广泛而     

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宗族、文化与国家权力——基于云南省一个彝族村落的研究

弗里德曼在中国乡村研究中提出的宗族范式长期以来成为学界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范式之一,在这一范式的基础上,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以解释乡村及其与国家关系中的复杂关系。本文在延续这一研究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华南和华北汉人社会的宗族研究经验借鉴到云南的彝族社会,最后的结论指出,在当下乡村社会的研究中,除了考虑既有以宗族为基础的权力文化网络框架之外,情境性变化这一维度的加入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乡村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真正意涵。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壮族女性研究

作为岭南土著民族的壮族 ,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形成了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化———女性文化 ,从女神创世到女英雄救世 ,女性在壮族社会中的文化地位一直是那么显赫 ,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女性也多挑起家庭大梁 ,支撑着家庭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本文从壮族传统文化切入 ,通过文化传统、习俗、传统教育、民间宗教和法律等方面的考察 ,阐述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壮族社会性别的独特个案。     

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

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是伊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阶段。礼萨·汗通过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建立了一种超越传统部落和宗教权力架构之上的军事、行政和财政主导权,政府成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中心,扭转了长期以来传统王朝国家的地方主义割据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礼萨·汗"政府主导型"模式的现代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国家与社会(部落、什叶派伊斯兰)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复杂的政教关系和强制性的民族整合政策使伊朗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进程陷入困境,极大削弱了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藏族牧区稳定与发展中的权威分析——以基层政府权威和宗教权威为例

本文从马克斯@韦伯的权威分类法出发,结合对康定县塔公乡的实地调查,以求助模式为具体指标,比较了藏族牧区主要的传统权威"藏传佛教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基层政府权威"的现状;指出政府权威在维护社区秩序和稳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宗教权威作为传统权威主要体现于生活方面,在秩序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功能,而加强基层政府权威和继续发挥宗教权威的传统功能是促进地区发展的途径.     

国家、地方与民间之互动--巍山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

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和"洞经会"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圣谕坛"产生的原因,展示了权力控制过程中,各方利益与策略的交汇,探讨了民间宗教组织确立自身合法性,寻求、构建生存空间,与国家维持平衡关系的机制.     

壮族道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及其启示意义

壮族道教是壮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产物，其在继承传统道教核心教义的同时，受到壮族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与壮族各种原生型宗教紧密结合，汇成一体，在经典、教义、神谱、仪式等方面都全面加以糅合，形成了融汇多教、多神共奉的信仰体系。壮族道教的这种多元通和模式最有利于多民族的和平相处和多样性文化在互尊互学中健康发展，也将为建设多民族多宗教的和谐世界提供有益的智慧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