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六朝同题诗、赋现象之考察

六朝文学活动中存在着颇为特殊的同题诗、赋创作现象。同题诗、赋创作兴起于建安,经过两晋的快速发展,至南朝时达到鼎盛。同题创作形式推动了诗与赋的发展,扩大了诗的描写范围,促使赋在篇幅上逐渐缩小,出现了诗、赋在咏物题材上的同咏现象,推动了这一时期咏物文学的发展。至于同题诗赋现象的出现原因,应与当时频繁的文学集团活动关系最为密切。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论诗、赋话的粘附与分离

通过对诗、赋创作之渊源流变的探讨,可以看出诗赋理论的结缘,进而弄清赋话长期粘附于诗话的历史原因和批评形式;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诗、赋创作的差异决定了诗、赋理论的分离,清代赋话的独立成书正是赋学"尊体"意识的结果。     

论唐代赋得体诗的创作特征及其流变

赋得体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脱胎于齐梁公宴诗,流行于陈隋,至唐代大放异彩。初唐赋得体诗扬弃"六朝锦色",开启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盛唐赋得体诗恢宏阔大,自然浑成,尽显大唐气象;中唐赋得体诗体悟精巧,细致精雅;晚唐赋得体诗在苍凉末世的余晖中徐徐落幕。起自唐代赋得体的省试诗,具有规范的制作标准并体现出特殊的心理期待。学界对于唐代赋得体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与省试诗和应制诗的研究。     

汉赋闲谈

要给赋这种文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很容易的。它象诗,却不是诗;象“骚”,却不是“骚”;象散文,却不是散文。它象诗一样要求押韵,象“骚”一样体制宏大,象散文一样采取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的句式。从本质上看,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采(扌离)文,体物写志”。赋在有汉一代极盛,体制大备,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然赋之盛非赋之源也。 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自诗出。”他们都指出了赋的渊源所自,为我们考察赋的由来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朝咏雪诗赋比较谫论

诗、赋发展至南朝出现同一题材并为诗、赋二体所关注的特殊现象，咏雪即为典型案例。南朝咏雪赋不但体现了南朝文学写实的总体倾向，而且还承继了汉赋虚设问对的“驾虚”体制特征，又因赋体的铺排特性，其情志抒发直接酣畅。而南朝咏雪诗则因对仗、属对的讲求，敷陈有限，略微点逗，故抒情婉转含蓄。此外，南朝咏雪诗、赋语词关联而构句胡越。     

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

文体的演变一般在源起之初就孕育了体格特征、发展倾向、内在局限等重要命题,诗赋二体的复杂关系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考察。首题赋名的荀子《赋篇》及其创作情况表明,赋只有在功用层面是从“用《诗》”中分化而来,在命名、文本形态的构成等方面与之并无质的关系。荀赋立体要在“变《诗》”而“效物”,前者是表象,后者是关键：其句式的构造表面类同《诗》四言,实际上取自《老子》以下的散句而具有与之疏离的意味;其立体的本质在于升格和拓展《诗》之手法,形成以铺陈原则规限物事题材这一独特而具包容性和吸纳力的文体特征,以此与形式立体的诗相分异而判然两途。同时荀赋立体的复杂情况也为赋的诗化和二体趋同提供可能,主要表现为“以体物为铺张”使得赋在演进中发生了功用性批评的文体位移。     

古代狩猎赋论略

狩猎赋是赋这种文体中的“大家族”。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萌芽于《诗经》中的狩猎诗 ,成熟、定型于汉大赋 ,汉以后仍绵延不绝。狩猎赋的发展、繁荣与古代的狩猎习俗、制度密切相关。狩猎赋不仅是赋这种文体的典型代表 ,而且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     

正式语与非正式语--浅谈语体风格的区别

根据不同的情景选择应用不同的语体 ,是英语语言学变体理论中重点强调的内容。在实际语言教学中 ,各种语体风格的区别 ,特别是正式语与非正式语的区别 ,对于提高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至关重要 ,而在我们以往的教学中 ,却往往忽视这一点。结果 ,甚至很多语言能力相当强的学生 ,对语体的运用也多半只局限于一种形式。因此 ,我们应该帮助学生分辨正式语与非正式语的差异 ,最终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两种语体 ,而这项工作 ,应该从初学者的起步阶段就开始做起     

李健吾文学批评文体探析

文章在分析李健吾随笔式批评文体产生原因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其在文体结构、文体语言及文体表达手法的选择等几个方面的特征。文章认为散漫自如、短小精悍是其体式特征 ,絮语话语、警策性话语及审美描述性语言是其语言特征 ,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构成了表达手法的主要特点。文章最后分析了随笔式批评文体的使用原则及其局限 ,同时对八十年代兴起的“李健吾批评文体热”作了客观评价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时代文体与文化文体

文体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同时每一个时代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体。文体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性格、情绪和心理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反映。考察文体与时代和文化的联系,可以由外到内、由内到外、由微观到宏观,多层面地把握文体发展变化的规律。     

中国古代文化专制制度的类型学分析

中国古代化专制制度发端于军事民主制晚期，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到明清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尽管其表现形式屡经变化，但基本可以归结为垄断型、暴力型、诱导型三种类型。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概括。在历史过程中，它们往往互相补充、互相包含，不能截然分开。     

西方早期建筑风格演进述论

采用演进的方式论述了希腊式早期建筑风格、罗马式建筑风格、诺曼式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特点。这四部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发展的关系。文中仅对其演进、特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述评。     

浅谈科技英语的文体功能

科技英语由于题材内容和使用方式的特殊性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文体。科技英语涉及自然科学各个专业的题材 ,所以 ,文体比较凝重正式 ,很少使用夸张、比喻等文学修饰手法。而作为一种信息文体 ,科技英语又以其著述的准确、简明、客观、新颖为特点。     

言语规范三层次

仅从语言系统着眼谈语言规范问题 ,以某一种模式或某一种尺度为标准 ,去衡量是否符合规范 ,必然有片面性 ;不应脱离语言运用的实际需要谈规范。需要从“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 ,正式体、非正式体、变异体三个层次 ,分别作具体分析 ,提不同要求。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