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两制国家军事交往趋势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和加深，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竟相通过新军事变革，抢占军事制高点，其军事较量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军事较量日趋激烈和复杂，超越社会制度的国家利益之争趋于主导地位。     

论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军事安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军事全球化也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现实。军事全球化时代对各国的国家军事安全带来了不同的影响。面对军事全球化的现实,中国应该积极应对这一客观趋势,把握机遇,趋利避害,提高国家军事安全的程度。     

美国军事安全体制的效能分析

军事安全是国家关注的核心议题,建立完整、高效的军事安全机制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文章分析了美国军事决策机构、情报机构、咨询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内容及其作用机制,并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对美国军事安全体制的效能进行了分析。尽管中国与美国在制度、意识形态和防务战略上存在差异,但是可以在咨询机构、情报机构、军事指挥机制和监督机制改革上,借鉴美军的经验。     

论国家安全视阈下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与治理——以俄乌冲突为例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产生的风险，无人机等人工智能军备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对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的借鉴价值，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为案例，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路径，并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安全风险与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一方面增强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作战效能，显著提升了情报、通信等领域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对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安全领域构成多重挑战，为国家安全治理增添了复杂性。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使用情况来看，以无人机、网络武器、深度伪造、开源情报分析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军备在情报、舆论、网络等多领域对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国家安全风险维度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助推数据和算法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风险，致使安全领域界线模糊化、安全议题复杂化、安全行为主体去中心化，并将加速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为此，我国应以加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前瞻性研究，健全“跨部门”安全协作机制，不断完善非国家行为体监管机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主动化解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的安全风险，持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论毛泽东对中国军事安全战略的选择

毛泽东时代,面对严重的军事安全威胁,毛泽东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决策者,运用多种军事安全战略手段,成功地维护了国家军事安全,保证了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安全环境。     

日本军事法制变革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军事领域内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法案,突破了战后的和平宪法,使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军事“先发制人”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先后从法律制度和国家实践方面力图改变其在法制上受制于和平宪法、在国家军事防备和军事行动方面不独立与不自由的地位,为成为军事大国扫清了障碍。日本军事法制变革带来的军事力量扩张对我国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为南海周边国家在岛屿争端、海域划分、资源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定势增添了相当的变数。     

论经济政策与军事政策的一体性——由重商主义的发展政策引出的话题

重商主义时期,西欧国家征战频繁。政府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是赚取足够的金钱来支撑军队,从而保障国家权力,加大领土扩张,反过来再扩展经济贸易,最终取得更多收入。这就要求国家在宏观上把富国战略与强国战略统一起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与战略要求下,一些西欧国家采取了经济与军事的一体性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考虑了军事方面的需要,达到经济发展和军事壮大两方面的目标。英国、法国等成功重商主义国家最初都灵活的运用此类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后来才走上了富强之路。通过研究重商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寻找隐含在其中的军事目的,从而阐述和论证经济政策和军事政策的一体性。     

论晚清军事变革的内在制约因素——以近代日本军事变革为参照的考察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参与了世界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军事变革。清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变革举措虽然也曾使中国军事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军事制度变革的滞后、军事教育的缺陷、军事理论的陈旧,导致晚清军事变革在低水平上徘徊,成效甚微,国家和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切实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中的国防教育

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作为军事斗争准备中的重要内容,加强国防教育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加强国防教育的原则、目标以及措施等必须服从服务于军事斗争准备这一重大任务,充分发挥其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国家利益拓展的倍增器——学习胡锦涛同志关于军事科技创新的最新论述

军事科技创新是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技术基础，具有倍增器的作用。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需要和我国国家利益发展的新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发挥军事科技创新在国家军事实力、国家科技实力、国家经济实力、国家战略能力等领域的倍增作用。其关键途径在于贯彻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构建军民兼容的国防科技创新体制和机制。     

论散打与《孙子兵法》

针对散打竞技特点,论述“兵法”和“拳战”相同之处。举《孙子兵法》中的五例进行讨论分析,说明《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对散打技战术的运用亦具有指导意义。     

从《庭对》看叶适的思想

治国安邦是历代政治家涉及的永恒话题 ,北宋的积贫积弱曾引发当时许多政治家诸如王安石、富弼、范仲淹等为之思索、呼吁、奔走 ,继北宋之后 ,南宋偏安一隅也难以保全的危势 ,更不能不令一时的志士仁人忧心焦思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政治理念和付之实施的具体行动 ,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叶适的《庭对》就是当时治理国家的良好政治构思。     

亚历山大大帝军渡活动述论

亚历山大大帝的军渡活动至今未见专门论述。笔者用大量实例介绍了亚历山大在战争中以武装泅渡、船渡、皮筏渡、舟桥渡等众多渡河方式克服江河障碍的概况。并发现亚历山大巳通过军渡活动达成了维持战略目标、保障军队安全、维系战术机动、创造进攻态势、提供奇袭机会等一系列“军事原则”。     

论孔子之"政"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周游列国,目的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让诸侯国的国君接受他的治国策略,即接受他所谓的"政".孔子有关谈"政"的言论很多,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本文主要从某些方面对孔子"政"之内涵进行考察.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 ,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 ,并不限于军事 ,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 ,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 ,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 ,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 ,同时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作为科学理论根据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哈桑·图拉比与苏丹的"伊斯兰试验"

哈桑.图拉比的宗教政治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主张社会伊斯兰化,强调“真主主权论”,否定民族主义,否定国家权威,主张开放与对话,倡导宗教对话。其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审时度势,相机而动,在苏丹的两度军人政权中推动国家的伊斯兰化。由于国内外的诸多影响因素以及图拉比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充满的矛盾,图拉比与军人政权的结盟在本质上仍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要实现苏丹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务实主义的领导集体和治国方略必不可少。     

“以水代兵”对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及环境的影响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战乱动荡的年代,诸侯藩镇割据或外敌入侵时,曾发生十三次"以水代兵"人工决黄河的事件.出于战略目的,并因其决堤的位置、方式及后续治理工作的不同,导致人工决堤比自然决口产生更大的危害.十三次"以水代兵"均给当地及下游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致使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遭受巨大破坏,许多城市改迁、湮废."以水代兵"人工决堤更对区域自然环境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地形地貌的人工重塑,改变了原来的自然水系;黄水的长期泛滥导致地下水位升高,土壤盐碱化,区域生态系统十分脆弱.这些问题至今仍影响着黄河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