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溥的散文观

张溥为复社主盟、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张溥长于散文,其文在当时颇有影响。爬梳张溥《七录斋集》四种全部诗文,其散文观可概括为以文为史、文质相符、文以情生、文须有气、文须有法、文贵清雅、由雅返古等七点。在复古运动如火如荼,“前后争胜,各以相反为高”的明代,张溥的散文观表现出平和博大的特点。     

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天如之名满天下”：复社主盟张溥晚明之影响探微

张溥为晚明风云人物,一生涉足文社、科场、朝政,创立和主盟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影响科场选举和朝政人事,使社局与朝局相为表里,故在晚明“名声震天下”。从少年苦学到创立应社,从统一复社到科场联捷,从里居倡学到勇斗逆党,从谋救黄道周到运作周延儒复相,张溥在晚明颇具影响,不容忽视。剖析还原张溥在晚明的影响,对于认识和评价张溥,颇为紧要。     

李颀研究百年综述

李颀是唐代一位重要诗人。近百年李颀的研究是一个由粗泛到具体,逐步深入,不断修正的过程。其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生平研究,李颀的生卒年,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界定,但迄今仍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二是籍贯研究,李颀籍贯经历了由臆断到客观的研究进程,即云南、四川两说被推翻,确定在今河南登封;三是李颀诗歌研究,文学史著比较全面但不够深入,专论文章探讨了李颀诗的内容、形式、艺术成就,但全面研究者尚不多见。     

论复社主盟张溥的影响和意义

张溥为晚明复社领袖、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颇具影响.张溥逝后,因清代官方评价体系对他持否定贬斥的态度,其面目逐渐模糊起来.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张溥,其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创立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培养、团结、奖掖了一大批优秀士人,对明末文坛和政坛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二,嫉恶如仇,勇斗阉党,显示出士人高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节操,其敦风厚俗、激励士气、感召人心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三,张溥为明末实学风气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所倡导的实学风气对清代朴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四,张溥通过广泛的文学交游和多产的创作及文集整理等活动,对明末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宋代西北少数民族百年研究综述

两宋时期 ,回鹘、契丹、吐蕃等民族活动在西北和中亚地区 ,并建立了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喀喇汗王朝、西辽、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和青唐骫骬骭等地方民族政权。上个世纪 ,特别是其后期 ,对这些西北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本文对他们的研究状况略作综述     

十年来官本位问题研究综述

官本位作为中国官文化的核心内容,仍然存在于现行的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行为当中。十年来官本位问题的研究有持续升温趋势,到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后达到一个高潮。笔者检索了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试就官本位问题研究的状况及官本位的内涵,在当前社会中的表现、危害、产生的原因,克服官本位的对策等作一简要综述。     

近百年纬学研究综述

纬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反对纬学的学者们对纬学的反思.但由于历代对纬学的禁毁,真正对纬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是在清末辑佚学发展起来以后.对纬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纬”所包含的内容、纬学的产生时间、对纬学的认识和价值判断上;对纬学文本的研究建立在对纬书的辑佚和源流梳理上,各类纬书中易纬的研究成果最多,同时孝经纬、乐纬、论语纬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对纬学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纬学与汉代文化、纬学与经学、纬学与史学、纬学与文学、纬学与道教、纬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综述

近十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重点集中于青少年犯罪现状、犯罪特征、犯罪原因以及犯罪预防这四个方面。多数学者根据青少年犯罪的现状来概括犯罪特征,并从网络、社会环境、文化与社会排斥等方面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提出完善立法、净化社会环境、刑罚矫正与有效社区管理等预防和治理措施。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将给我们进一步研究青少年犯罪带来很好的借鉴作用。     

近十几年来韩琦研究综述

韩琦是北宋中期朝廷的重臣。近十几年来 ,特别是世纪之交 ,对韩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发表了不少论著 ,这些论著既有从总体上对韩琦进行分析的 ,也有就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本文对近十几年来的韩琦研究进行了回顾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憾 ,并对将来韩琦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近百年来明代易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明代易学不被关注;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明代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既往对明代易学的研究大都就易学言易学,未能脱离“象数”与“义理”这一传统路数。只有注重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充分紧密地结合明代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氛围,将受《周易》以及易学启示、影响的明代历史过程和思想、学术等文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明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主要精神。     

清末民初小说家张毅汉生平创作考

张毅汉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小说家,然而目前对于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阶段。通过探考张毅汉生平与创作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张毅汉与张其讱为同一个人;包天笑是小说家张毅汉的提携者和合作者,对张毅汉的小说生涯发生过重要影响。但除包天笑外,张毅汉与鸳鸯蝴蝶派几乎没有任何关系。20年代以后,张毅汉开始投身于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广肇公学和粤东中学担任教师。1950年可能因哮喘病发作在香港去世。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士绅最终形成。士绅拥有知识和功名,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代表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他们在地方上也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主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官民中介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士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士绅的内涵、地位以及作用等等。     

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究竟要不要精神的底线?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