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研发型OFDI逆向溢出与创新绩效——基于技术寻求视角

技术寻求型OFDI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获取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备受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重视。以国内具有研发型OFDI的6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07年至2013年的OFDI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设立海外研发型子公司和进行海外并购能显著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参与海外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呈抑制作用,但显著性不强。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创新绩效,鉴于我国企业目前整体的吸收能力,研发型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科技管理模式优化的保障机制研究

我国科技管理水平呈不断提升趋势,但在制度及其实现方式方面仍存在科技管理体制条块部门“分割”、公共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科技绩效评估体系尚未健全等障碍。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化科技管理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集中武科技管理模式先进经验,对我国科技管理具有启示作用。从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国应整合科技资源的组织保障机制,探索培育多元化科技主体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途径,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和绩效管理体系,优化我国科技管理模式的保障机制。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确立企业家的主体地位

多年来,我国所有的国企改革都是由政府推动的,导致了改革主体的错位。企业家缺乏所有权,不具有社会群体的合法性,缺乏参政议政权的现状,是国有企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努力创造异质资本,促进企业家的成长;构建人力资本主导下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体系;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赋予企业家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确立企业家的主体地位,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     

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体系探析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国有企业现行绩效管理体系中存在着认识不足、沟通不畅、管理定位不准确和绩效指标体系设置不科学等问题.应该通过提高绩效管理认识、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健全绩效反馈机制、创新绩效激励体系以及建立合理的指标考核体系来改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潜力与方向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外投资一直是建设中的重点内容。选取2007—2016年10年间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计算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绩效和潜力。通过计算发现,在倡议提出后,大部分国家OFDI的绩效都在增加,但投资潜力较大的国家只占少数,且欧洲地区国家OFDI的潜力普遍低于亚洲国家。运用东道国GDP、国家风险指数、劳动力占比、技术禀赋四个因素回归分析投资区位的选择,指出中国对不同绩效和引力的国家投资动机不尽相同,并提出相关建议。     

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原因

企业融资结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M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我国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与其结论完全相悖,呈现出对股权融资方式的特殊偏好。文章从理论回顾入手,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并指出国有企业解困的强迫机制、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特殊的动力机制、资本市场发展中的需求机制与供给机制、特殊的股票发行机制等都是国有企业具有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因素。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海峡两岸两起“塑化剂风波”案例对比分析

多元主体合作不足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痼疾",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化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是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重要手段。以内容分析法,对海峡两岸两起"塑化剂风波"的98则新闻报道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两起风波中,政府、市场和第三方三类监管主体的监管表现不一。台湾塑化剂风波中,台湾地区的政府监管是"第一主体",第三方的力量也不容忽视,而市场的监管至为微弱。而在酒鬼酒塑化剂风波中,三类监管力量势均力敌,甚至第三方的监管力量还稍微领先。2媒体和公众对两起塑化剂风波中多元主体的合作监管绩效评价都不高。相对而言,台湾方面要稍胜一筹。3媒体和公众对影响合作监管绩效因素的认知较为相似。责任共担、信息公开、全程参与被认为是提升合作监管绩效的关键性因素,而对增加信任和地位平等的呼声不甚强烈。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第三方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明晰多元监管主体间的责任,构建信息共享平台,鼓励依序全程参与,同时增加互信,争取较为对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合作监管的绩效。     

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逻辑与路径——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场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属我国经济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的关系协同尚未达成理论共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要维系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要求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服从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要求。对此，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如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成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结合垄断和市场规制的相关理论，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存在一定难题，一是竞争中立如何绕过国有经济主导的基本要求，二是国有企业惯有的垄断或优势地位如何才不破坏市场竞争法则，三是顺应市场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如何适应经济社会的协同。基于此，对于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可建立双轨制方案，即按市场化为导向对国有企业主体进行二元划分，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和判断机制，借此形成不同的市场竞争模式。     

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诉讼的制度困境与优化逻辑

国有企业信息公开问题进入行政诉讼，缘于国有企业的公共色彩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附则规定，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公开诉讼类型。基于国有企业的复杂性质和监管机制，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诉讼面临着被告认定无序性、义务主体复合性、信息内容复杂性等难题。作为应对，一是要通过打破行政主体理论的藩篱，明晰被告主体资格的判定方法。二是以确立国有企业作为被告的中心地位、建立“平行选择”制度、引入“第三人”制度为着眼点，厘清国有企业与国资委在诉讼过程中的竞合关系。三是细化国有企业信息公开的判定标准，包括确立信息产生的主体、明晰信息产生的过程、鉴别信息内容的性质、分割复合性信息等四个方面。     

“全新型国有企业”董事会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

“新型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有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公司治理背景下产生。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以群体化形式出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新现象。以“新型国有企业中”的典型代表——“全新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就其董事会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不相关,总经理兼任董事的领导结构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中国经济增长与OFDI增长:机理与实证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growth, the paper uses panel VAR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ith the data from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5. The results of system-GMM estimation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and OFDI growth can promote each other and the two-way interactive effects are very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above exist both in the aggregate term and in the term of labor averag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 growth of OFDI flow is higher than the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OFDI stock, and the effect of the OFDI stock growth on economic growth is higher than the effect of the growth of OFDI flow o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of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by considering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OFDI growth are stronger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that in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effects of OFDI growth on economic growth are stronger in eastern region than that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alysi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consistently support the results abov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are the following: When carrying out the “going out” strategy, China should depend on its own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OFDI, and it is ought to promote the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OFDI growth, and it is ought to fully consider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企业在快速进行对外投资的同时,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风险也日益增加,给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依据中国企业2004～2010年对外投资的数据,选取69个样本国家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没有受到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显著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中国企业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压力以及国内的投资渠道不畅。     

我国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现状与提升路径

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重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有责任、有义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担当主力,发挥带头作用。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升,但与其所拥有的资源和地位相比,仍然存在明显不足。今后应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绩效考核机制、培育企业家精神、增加研发投入等措施,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提高其创新能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实证

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回顾和梳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相关政策,充分体现出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方面从“谨慎”到“鼓励”、从“严格”到“简化”、从“起步”到“完善”的演进性变化过程。实践和实证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特别是“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其政策效果也在不断被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外汇管理体制和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的放松、相关支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引导,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总体政策效果明显,说明实施鼓励推动中国“走出去”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初衷相符合。     

张之洞利权思想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启示

分析了张之洞的利权思想;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引资中出现的股权和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外资冲击民族工业和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现状,主张大胆借鉴张之洞的利权思想,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跨境电商、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OFDI

全球互联网经济时代，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除了华商网络、制度环境与经济因素外，还有跨境电商。通过分析华商网络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和不同类别的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华商网络会正向促进中国企业OFDI。（2）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有正面的积极效应。（3）不同类别的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相较于B2C跨境电商贸易，B2B跨境电商贸易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更大；相较于跨境电商进口贸易，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更显著。     

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国有石油企业的角色与“组织化利益”

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海外经济与能源领域的扩展与延伸,能源领域国有企业在中国外交有关经济、能源、投资等海外利益决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本文即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与利益为问题导向,通过引入"组织化利益"概念对国有石油企业与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特殊复杂关系进行探索。国有石油企业在与具体的国家利益代表机构发生联系时,需权衡类似国资委、发改委、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及外交部、商务部等涉外职能部委的利益需求,从而可能形成各种导向不同的"组织化利益"。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能力的实证检验

自2003年以来,中国OFDI区位选择稳定地集中在三类国家或地区,分别为自然资源丰裕但具备一定经济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国家特定优势令中国OFDI在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特殊偏好: 中国OFDI偏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战略资产这三类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偏好相对较强;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东道国或地区是否具备相应的国际化经验,成为战略资产丰裕东道国或地区吸引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关键因素。     

RCEP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印尼的潜力和挑战

为推动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双方经济互补优势,通过文献阅读法和统计分析法梳理了印尼的投资环境、外来投资区位结构,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和海外园区分布;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的影响,探索RCEP背景下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面临的潜力和挑战。研究认为,中国在印尼的直接投资面临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中国在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人力资源等投资环境是制约印尼吸引外国投资和发展经济的外在阻碍,行政管理体制是制约印尼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如何处理好外来产业和本土产业的关系是印尼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尼要充分利用RCEP签署带来的巨大政策红利,利用好两国已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对接相关产业合作园区,深度参与印尼海洋经济、食品制造、能源经济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开发,形成较多互补性和较少竞争性的中印尼经贸关系,实现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飞跃发展,外贸与投资领域的新突破。     

开放经济下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传导路径

开放经济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及传导路径的互动机理分析,在对安徽省OFDI投资概况和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VAR模型,运用ADF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从产业结构总水平角度,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安徽省OFDI所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的结论。进而从具体传导路径角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0个变量中提取主成分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分析得出安徽省OFDI可通过贸易、省内投资、就业和技术路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安徽省应扩大OFDI规模,提升OFDI质量和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