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新军

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在西方崛起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目前它已是国际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提出,文化研究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的又一新军,它从内在精神上与以往文化批判理论有着自觉的传承,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并将在反对和抵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腐败政治批判:明末清初通俗小说的一种文化倾向

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是晚明的史实,以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体裁大兴也是人所共睹的事实.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素材,后者对前者予以形象深刻的表现,二者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晚明政治题材文学的兴盛.政治批判成了晚明俗文学的一种主导文化倾向.     

作为批判话语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理论自兴起之日起就以其理论反思与批判性介入等特点备受关注,并日渐发展成为今日西方学术的主流.本文对文化研究这一批判性话语进行讨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本质以及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语境化问题.     

乌托邦:一项概念史研究

一部乌托邦概念史,其实是西方精神涌动的历史,从中可以窥见人类面对生存困境的理性反思与精神突围。虽然关于乌托邦等同"空想"的历史记忆,深刻影响着当代人们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且在汹涌澎湃的非理性主义大潮冲去下,乌托邦被"反乌托邦"围攻而不断缩小其疆域,但乌托邦一词并未退出西方思想文化视野,而是辐射至哲学、政治学、艺术学、文学等诸多领域,这一现象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追蹑乌托邦的足迹,并将其置于概念史视阈考察,既可以从一个全新的维度反观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又能够更加深刻反思与乌托邦观念共同构筑西方思想世界的其他重要概念,尤其是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     

日常生活批判的两种路径

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重要方面,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带有压抑性和同质性,因此,如何超越 现代日常生活便成为当代思想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列费伏尔和赫勒所提供的两种不同思路切入日常生活批 判,进而比较了这两种路径的异同,从而审视了日常生活批判的多种可能性。     

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判——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理论述评

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及其"文化研究"的传统中,伊格尔顿是从词源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文化的。他试图从人类文明、生活方式以及艺术等方面去探求文化的本质和作用,突出其整体性,并赋予文化以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的地域政治、民族和信仰冲突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及其"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时代的批判意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可称为一种时代的批判意识.这种社会批判理论的着眼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出发展开的社会批判的理论逻辑,转向了对人及其主观生存状态的强调,着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与文化、政治与经济、科技与消费等诸生存样态的全景式批判.然而,其理论旨趣仍然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并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指向中,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     

大众文化对政治意识的过滤：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新视角

在西方社会,一种非理性的、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高雅艺术已经被清除掉它的否定的、批判的向度,嬗变为维护现实社会制度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像一个社会过滤器,过滤掉人们政治意识中的一切对制度的不满、反思、否定以及超越性的思想,构成现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警觉到这种状况对人的自由解放的危害,因而对此进行全力以赴地揭露和批判。可以说政治意识过滤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这方面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西方社会的…     

从理性批判、实践批判到文化批判--兼谈马克思实践批判观的当代发展问题

批判是人类主体性认识的起点与发展的动力。哲学批判在经历了从理性批判到实践批判 ,再到文化批判的历程后 ,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批判在批判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文化批判是对以往批判的抽象性的扬弃 ,是实现批判之实践性的途径。     

批判的复兴与文化研究的辩证法

文化研究当前所处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批判维度的退场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其实,对于中国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来说,关键还不是理论范式问题,而是中国现实的具体的语境问题。     

文化学的可能形态

我们对文化究竟可以形成几种知识?这一问题决定了如何选择文化认识的反思路径。一切人文存在最终都被精神存在的普遍形式所制约,由普遍概念和特殊内容结合而构成,二者要求不同的认识方式,也表现出不同的逻辑特性。而精神的自由本性不允许像在自然认识中那样,在人文认识中对人文存在特殊内容拟制和增设存在普遍性,因而形成的只能是特殊历史知识。相反,关于概念所形成的却是普遍构成知识,是唯一能够满足知识的普遍性要求的认识。     

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述评

本文剖析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发展过程、理据、优势以及不足。     

强迫·打击·震惊——视觉文化研究的几种模式

视觉文化时代已经到来，视觉文化的独特之处告诉我们：探讨视觉文化的研究模式十分必要。视觉文化研究通常有四种模式：研究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生产（者）中心论模式，研究文化产品接受者的受众中心论模式，研究文化产品“文本”自身特征的文本中心模式，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环境状况的文化情境研究模式。文化研究的极致，应是上述四种模式的高度统一。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

文化是社会文明和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前,文化屈从于权力,被整合进政治结构,失去了独立性地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文化从政治结构中摆脱出来,开始具有独立性;文化自觉是中国知识阶层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它实质上回答了全球化时代如何发展民族文化,如何与其他文化相处的重大问题。     

文化自信:精神生活质量的新向度

文化自信是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后的状态,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结果。文化自信是一种主体心态、价值诉求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新向度,是人的一种深度发展,是人在文化上增进自我、扩展自我的表现。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多元特征日趋明显。在多元文化境遇下,只有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增强自我价值主导性;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增强精神生活归属感;批判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精神生活内涵;增强文化甄别能力和消费能力,提升精神生活主体价值等可能路径,才能使人走出多元文化冲突的现实困境,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不断提升精神生活质量。     

从政治与文化角度看翻译研究新动向

翻译作为一门科学,一直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述与定位。而细读翻译史和上世纪60年代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一文,会发现其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规律——翻译和文化归根结底都与政治息息相关。本文基于米歇尔·福柯的政治权力、斯皮瓦克的文化殖民、中西方翻译史及文化研究的视角与史实,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翻译的本质,希望透过其间的隐性关联因素,为翻译研究开辟更广阔的视野。     

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思考

语言与文化两者关系十分密切。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 ,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又是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工具。每一种语言在形成、发展和被使用的过程中无不被打上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烙印。同时 ,丰富的民族文化又推动了语言的发展 ,使语言获得完善 ,富有表现力。本文就此谈谈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问题 ,以及应该采取的相应的翻译方法     

文化悖论中的黑客

从“黑客”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出发 ,通过从技术精英到文化精英 ,从技术罪犯与财富强盗 ,民族情结与大众灾难三个层面系统地考察了黑客在互联网时代的种种悖论式表现 ,阐述了黑客在文化意义上的裂变过程和意义 ,探讨了他们在信息时代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特殊的价值取向 ,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这些悖论式状态 ,将对整个现代社会的生存秩序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要素禀赋、竞争力、技术等因素常常被用来诠释贸易发展的重要缘由,而文化作为影响经济、贸易发展的因素之一,其作用一直没有被量化且被人们所忽视。利用毕达哥拉斯理论合成方法对中国与41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距离进行测度,然后以1992—2009年间中国与41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文化距离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流量产生影响,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的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贸易对象国之间较大的文化距离会阻碍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     

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0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