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管理视域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措施

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易发、多发、高发态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时对其实施救助保护和教育,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与突破口。为此,应积极健全多种形式的救助保护未成年人的维权机制;进一步加强保障工作,成立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帮扶教育工作组织;坚持用真情、真心救助保护和教育来唤醒“失足未成年人”的良知;推行轻微刑事案件非羁押诉讼制度,为未成年人今后获得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坚持法治宣传教育进辖区、街道社区、乡镇村组和学校;坚持关口前移,积极构建预防未成年人再次违法犯罪的防控体系。依法推进工读教育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相衔接,为保障学龄阶段未成年人顺利回归学校、家庭和社会铺平道路。进一步健全《刑法》,依法规范和强化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抚养管教行为,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备最基本的法定条件与环境。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理念及机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是建设法治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人权、公平正义、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法治理念为导引,进一步完善民生民权保障的法制;加强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制模式;强化公众民主参与机制;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健全多元化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拓展法院的司法功能。     

转型期我国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缺陷与重构

非典事件过后,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地位已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机构通过制定应急预案、组建应急联动指挥系统、贯彻实施法律法规等途径加强了各个领域的安全管理,并且在职能上有较为明确的划分。但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评价机制缺失、安全意识不强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从构建公共安全管理组织体系、健全公共安全法律法规、完善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实施公共安全分级管理制度和加强全民公共安全意识等维度出发,提出重构我国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基本途径。     

中国公共安全管理:问题、国际经验与对策

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政府目前还缺少明确的公共安全职能定位,相关法律体系和机构建设尚不健全,相关政府部门的公共安全权责不够明确;在整体上偏重于应急,缺少有效的预防体系;社会参与不足则相对加重了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负担;公共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偏低.我国应在充分借鉴西方国家有效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实现从应急管理向公共安全管理模式的整体转换,加强预防体系建设,通过法律和机构的完善,不断明确政府公共安全职能,理顺权责关系,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实行多元治理,大力推行公共安全管理的标准化建设,提高管理技术水平,最终构筑起严密高效的公共安全防控体系.     

多中心政治体制的建构逻辑——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政治思想研究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法治视野下的优抚安置服务保障体系之完善

优抚安置制度是国家对军人及其家属给予物质照顾和精神抚慰的一种制度。完善优抚安置对象合法权益保障体系,实现依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为提高保障水平,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落实经费预算,健全资金自然增长机制;推进优抚安置服务保障工作社会化。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优化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常态管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着力构建全过程的危机管理系统;制定并完善国家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加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法制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建设,完善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内容;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防范应对联动机制建设;强化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建设,不断提高政府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传播能力,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引导舆论,凝聚人心;加强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为主体、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法治视阈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

推进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法治视阈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深刻认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加强大学章程制度体系建设;完善治理机制,建设民主校园;规范办学行为,建设法治校园;加强综合治理,建设平安校园;完善依法治校保障和监督机制,以推进构建新型政校关系,实现教育现代化。     

加强社会管理基础性制度建设——基于民生政治的视角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根本上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主体对社会事业、社会事务、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管理过程中的根本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根据中国特色民生政治建设的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公平执政的要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四项任务,就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加快一体多元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建设;加强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加强依法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健全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依法维稳与依法维权相协调的制度机制,以及加强公平管理制度建设,其重点是推进中国特色的民生国家建设。     

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

本文不同意日本学者把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归结为群体性与个体性,或“间-个人性”与“个人性”之间的差异,分别从共时态结构与历时态结构对中西方人格观念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在深层结构上突出和讲求个人性、个体性——一种以神性为中心的人格,而在表层结构上突出和强调集体性或间-个人性一一一种伦理-政治关系的应答性的角色,人格与角色的统一不二,构成了一种有机的人格观念结构。西方古代的人格观念则不然。其个人性与群体性、或人格与角色大抵是分离的,难以调和与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一种思辩-分析的人格观念。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包蕴于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之中,是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最深层的价值本性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映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人格观念。     

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研究

西方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政治伦理学说,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离不开灵魂学说。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汇地。柏拉图把灵魂看作与肉体相分离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不朽的实体,通过灵魂论证理念的存在,而且使人获得对理念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反对灵魂与肉体相分离,但把灵魂提到原因、本体、本质、形式、现实的高度,灵魂还是优于高于肉体。柏拉图将感觉排除于灵魂之外,提出“灵魂三部分”之说,强调理性居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坚持思维与感觉是灵魂的两种不同的功能(能力),两者与对象的形式同一,都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更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性,乃至永恒不朽的主动理性;柏拉图(以正义论为核心)和亚里士多德(以德性论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虽然内容各异,但均根植于人的灵魂的本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本质所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关于加强理工科大学生语文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本课题通过多方调研 ,基本摸清了当前我校理工科学生语文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在借鉴国内其他院校成功做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且在我院语文教学中进行了实施、探索 ,取得了初步成效     

论《大雪无痕》对精神与道德的关注与构建

《大雪无痕》的主题不是反腐倡廉,而是对当前普遍存在的精神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与构建。当我们从作者的创作态度、主要人物形象的突出思想性格,即真实与虚假、坚韧与虚弱的品格分析,以及读者的“期待视界”等诸方面进行透析时,作品的主题及社会意义便得到了呈现。     

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之路——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的科学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乃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其创办宗旨为倡导"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这一学人群以学者及科学家的身份倡导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不仅洞察科学精神的本质,还实践着身为学者及科学家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一学人群与20年代"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及30年代的全盘西化派有所不同,他们努力调适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并积极寻找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源,寻求科学精神与中国本位的并重。在他们的思想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西方科学精神并行不悖,其最终目标即"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之创造"。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尤凸显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迥异。     

和一、和同观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包括从民族关系而论的国家统一和从社会关系而论的国家安定两大内容。在实现和操作方式上,则主要有“和一”与“和同”等不同的进路。“和一”,意味着在循守等级职分和社会分工前提下的国家上下协同一心;“和同”,则是以和兼同。倡导“和而不同”与要求将“和”与“同”整合起来并不矛盾。和一、和同与和谐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和谐观或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国家民族的上下协同一心、同心同德才可能实现。事实上,作为中华民族最终目标的“大同”社会本身就是最大的和谐。传统的和谐观立足于静态“均平”,在今天则须添加进“发展”的内涵。社会国家的安定统一与个人心情的舒畅自由,最终保障着和谐社会的实现。     

云南省与东盟开展科技合作的三个基本认识问题

作者在对当前东盟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云南省与东盟各国科技发展的优劣势进行了比较,认为双方之间在科技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发展科技合作可以实现双赢。作者最后提出了一些可以作为云南省与东盟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切入点的领域,以供参考。     

“在而不属于”——施蛰存创作中的建构与解构

回首往昔岁月描摹松江旧梦,潜入隐秘王国探照历史人物,聚焦都市病相刻画精神生态,施蛰存致力于挖掘人的本真生命形态,引领我们探查深藏于灵魂中的潜隐世界。在古与今、中与西、城与乡的合力浇铸下,他似一棵根系发达的植物——站在乡村与都市的边缘眺望两边的风景,游移古典与现代的时空吸纳两处的营养,跳出左与右的阵营聆听双方的讯息。走进施蛰存的文学世界,我们会发现,他穿梭于建构和解构之间,其文学枝叶是如此鲜亮而新异。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阴阳同构与礼乐之用——儒家"和合"观念内在结构分析

天、地、人和合为一,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命题。在儒家文化体系当中,天、地、人之所以能和合为一,其哲学基础在于三才在阴阳二气上的同构,而其实现的方式、途径则在于用礼用乐。礼与乐有祀天祭地之礼乐,也有人群社会内部之礼乐。前者可以使人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外部得以与天、地和合;而后者可以首先实现人群社会内部的和合,并进而达到天、地、人三才内在的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