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本柢"及《科学史教篇》的"主旨"--再谈郜元宝《鲁迅六讲》对鲁迅的一点误解

郜元宝<鲁迅六讲>及<关于科学史教篇的几个问题>中所提出的鲁迅在1907-1908年间贬低科学,鲁迅认为尼采、叔本华所张皇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意力"是"科学之本"的观点,是对鲁迅的误解.这种误解产生于对<科学史教篇>中"神思"、"本柢"等语词的误读,膨胀于对这种误解的百般回护.     

辨"有生于无"

老子哲学以道学为核心,而道学之核心问题是"有"无"问题.对老子"有"无"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及道统"有"无"两种说法.<老子>中既讲有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矛盾的说法困惑了中国学人两千多年,随着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这一千年悬案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关于鲁迅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问题--从成仿吾《〈呐喊〉的评论》谈起

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呐喊>已经定格在历史性的排行榜的最前列.很多时候,人们在阅读思考这部作品之前,已经深陷于"历史定论"的支配和影响中,而容易失去独立自主的审美判断眼光.成仿吾在<呐喊>出版不久后,提出<呐喊>可以溯源到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而今人却轻易地一概把它视为是对鲁迅的严重非礼.其实,<呐喊>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至少在形式格调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成仿吾的意见并非仅是"挑刺"和"非难".日本的自然主义起源于法国自然主义,但并未继承左拉的真谛.<呐喊>看上去近似日本文学,但其深层的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对国人"人性"的怀疑和诘问,又画开了它与日本文学的天然不同.成仿吾没有读透这一点,并非是他的浅薄.时间、阅历、功夫是解读鲁迅的先决条件,这同样也适用于成仿吾.     

从义理名相之关系看儒、释、道的分别--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解析

马一浮在浙大讲儒家哲学的部分,凡八讲,虽然在这八讲里面,主要谈的是"理气"和"知能",但是马一浮却以"义理名相"为副题[1],表明他对于"义理名相"问题的重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第二卷<群经大义总说>里,还有<玄言与实理之别>一文,实际上谈的也是与"义理与名相"同样的问题.事实上,马一浮关于义理名相的认识,也出现在他的许多讲论及著作里面.马一浮正是在这个问题下面,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儒家哲学的认识,以及对于儒、释、道三家哲学之异同等问题的看法.因此,了解马一浮这部分的认识和看法,对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探讨他的学术思想,将不无裨益.     

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是否不恰当地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不该发生的"的爱情?17年文学的"现代性"应该以何为标准?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切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文学史著的改写,都具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特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读<洼地上的"战役">,会有一些令人激动也令人伤感的收获,由此亦将引发一个关于17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深长思索.     

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的“他人本位”精神

宫泽贤治将文学、科学和信仰调和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形成了偶像化,他的作品是"自他"未分的一元论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性表现.宫泽对待他人采取的是被动的"他人本位"的个性立场;志贺直哉则立足彻底的"自己本位"的个性立场.如此特色表现于宫泽的<泉边人家>、<十六日>、<花坛工作>和志贺的<某晨>、<去网走>等作品中.     

日本"武士道"揭谜

武士道精神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道的古典著作<叶隐>及其著述山本朝的经历中充满了残酷无情、不人道的思想.新渡户稻造撰写<武士道>一书的目的是为日本的对外侵略行为辩护并使之正当化.日本军人于19世纪末在旅顺、台湾等地进行的残忍杀戮为我们理解武士道的精神实质做了最好的注脚.     

我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探讨

现行的<产品质量法>尚有不严谨之处,产品外延太窄,应稍宽泛一些;产品缺陷两个标准不宜并列运用,以"不合理的危险性"为基本标准,以生产标准为辅助标准较合适;就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可以积极参加国际条约或缔结区域性公约以及对我国<产品质量法>进行增补方面加以完善.     

"意淫"观和《红楼梦》性描写的以诗写小说本质

目前对"意淫"观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哲学角度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分析还远远不够.文章着重梳理了文学史上性描写由<高唐赋>、<神女赋>所开创的诗化传统向<金瓶梅>等小说所代表的世俗化倾向过渡的轨迹,凸显<红楼梦>面对以上两种"文学遗产"所作抉择的特点和意义,提出"意淫"观使<红楼梦>性描写诗意化、象征化,而悬置了其中的性内涵,其本质上是以诗法作小说.     

《墨子&#183;经说上》中“湿故”的考释——墨家法律逻辑的重构

在墨家法律逻辑重构中存在一些疑难之处,疑难的核心在于,<墨子>一书中关于墨家法令绎结程序的记载含有背离墨家理论系统之处,此即"湿故"概念.对<国语·周语>等涉及法令运用程序的典籍的考据显示,"湿故"是因"实故"之讹造成的衍乱.此讹误的辨析与清除使<墨子·经说上>包含的法律逻辑的系统性得以重现.     

《红楼梦》研究的两大误区

在《红楼梦》研究中,贻害至大的则莫过于由"自叙传说"衍化而成的"曹学"考证。"曹学"考证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原意"。考据红学出现的两种偏离倾向是难以克服的:一是考证越来越深地走入趣味化,二是"祖籍考证"越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目的。"市民说"理论上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但实则主要是引用20世纪初期俄国别、车、杜的美学理论。它又是在贬抑、否定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今天已显出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红楼梦》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作品,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第一个将"情"作为宇宙本体论范畴的乃是汤显祖。《红楼梦》里的"情",不仅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汤显祖,并且在境界上已有了更大的超越。这里面便包含着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开发,包含着中国式的"自我"确认和寻找。     

红楼春梦好模糊——贾府“四春”谫论

<红楼梦>中的贾府"四春"是"千红"、"万艳"的重要代表,各有其鲜明的形象意义贾元春如富贵囚者,贾迎春善得恶报,贾探春堪称末世英雄,贾惜春则被佛心冷结.曹雪芹通过"四春"形象,抒发的是"原应叹息"的悲情,说明在那个时代,不论你是贵是贱、是强是弱、是热是冷,都不会有理想的人生归宿.     

《红楼梦》回目中语形修辞格及其翻译研究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字和语音,又受到文化、心理等因素影响,因此,语言形式美的翻译具有相对性。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的回目语言,八字对仗,整齐划一,句式凝练而又富于变化。翻译时,只有通过补偿、转换、迁移、变通等翻译策略,才能实现对源语句型结构、对偶、重复、比喻等语形修辞美的传递,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的语言形式美。     

松枝茂夫的红学成果

松枝茂夫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在日本汉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他所翻译的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出版问世,在日本红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译本出现以后,日本才算有了名副其实的《红楼梦》全译本。在“日本红学”领域,松枝茂夫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并没有投入多少精力,成果也不算十分突出,但也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他对红学事业的贡献,主要还是在《红楼梦》的翻译方面。     

论《红楼梦》首回“甄”“贾”故事中的诗语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进入实境叙事之后叙写士隐一梦、英莲幼年、贾雨村发迹及甄家败亡，在叙事结尾或将结尾处依次插入幻境对联、跛道人诗、雨村对联、《好了歌》。这些诗词韵语使叙事有了节奏分层，在作为承上启下叙事界点的同时，作者也借诗语传达其深在旨意和情感态度，在交代真假的创作本事同时探求真假的存在哲学，感叹故事人物之“应怜”，暗写宝黛钗的差异特点，以佛道出世解悟人生如梦之旨。诗文交融、叙事抒情结合、创作情绪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血泪创作背后的“辛苦”经营。     

二十世纪红学历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为我国学术的转型期.这里不仅包括着学术主题的变化,也包括学术研究由综合学科向各个单科专门化方面的发展.真正意义的红学应该说是从世纪之交的三位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人的参与而正式确立起来的.20世纪红学,是由几次大的高潮连接起来的一是世纪初新红学之建立,二是50年代之批判红学,三是70年代红学热,四是八九十年代之多元化红学新潮.以小说为研究主题也只是一个过渡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史学、文学、哲学、经济、社会学以及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便逐渐各自成为专门学科,各类专家也便相继出现了.将50年代红学称之为"批判红学",将70年代的红学称之为"政治红学",还算是比较切题的.到了80年代后期经济大潮袭来之后,不论红学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能固定地认为只有考证本子和作者两个问题才是红学,红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它不仅包括有史学、哲学、社会学、文艺学、文化学,辽包括文献学、版本学、谱牒学等.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下)

《红楼梦》究竟是曹雪芹独自一人所创作,还是像书中所说是在“石兄”的旧稿基础之上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所形成?本文正是针对这一长期困扰红学界的学术问题,运用曹家史料、脂砚斋批语、畸笏批语等翔实可靠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原作者在辈份、年龄、阅历上均不相吻合.因而,《红楼梦》应当是原作者和曹雪芹两人共同完成的优秀的文学巨著.     

《红楼梦》的婚情性观念综论

《红楼梦》所反映的婚、情、性观念既不同于历代同类作品的含蕴,又揭示出时代意识的萌芽。其特质是: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婚情性状貌的科学剖视,抽取了起着主导作用与揭示本质内涵的悲剧题旨。二、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婚情性观念的理性思考,褒扬符合中华民族人文理念的正面价值。三、作者敏锐捕捉反映时代民主气息的爱情意识,彰显“心心相印”的真谛。四、作者跟上时代的步伐,将“一夫多妻”的负面价值,赋予尊重女性的“泛爱”蜕变。这种具本质意义的蜕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正价值的蜕变。     

《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电影《阿甘正传》与美国文化

美国影片《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是一个小人物,以其仅有的75的智商,独自穿越了战后美国的风风雨雨,最终成为捕虾业的大亨。这部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通过对阿甘神奇故事的叙述,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精神",让阿甘这位诞生于银幕上的英雄形象,以永恒的笔触写下一部特殊的人类历史,也跑出一个普通人生命中一连串的生活奇迹,带给人们一种被希望和乐观所点燃的生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