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胆》悲剧种种

一 郭沫若同志的四幕历史话剧《孔雀胆》取材于元末云南梁王之女阿盖*妃的故事。元朝末年,红巾起义军明玉珍部攻取四川,随即派明二(即万胜)等分三路进取云南,元兵望风披靡,梁王及其高级官员逃到关滩(今楚雄西)。明二攻陷云南中庆府(今昆     

辞格丰赡 运用灵活——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修辞屑论

邹阳,西汉初齐人,在世时间约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元光末年。他最初在吴王濞门下任职,因吴王谋反,力谏而不听,改投梁孝王门下。阳为人有谋略,慷慨不肯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诡等欲使王求为汉嗣王,阳以为不可而力争,故胜、诡等嫉恨之且进谗于梁王,王果然大怒,下之狱,将杀,于是邹阳在狱中上书梁王,其辞婉而善辨,“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机呢?笔     

“粮王城”由来的考证

正邳州文化看徐国,徐国圣都在粮城。邳州市梁王城遗址,在中国古代史中占着独特的重要位置,邳州约有6000历史,而徐国的梁王城是最灿烂、最文明、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灯塔。。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梁王城遗址文化价值高、研究价值大、保护范围广,有望能晋升为与兵马俑齐名的国家级大遗址。"据推断,从史书上载和考古现场相互印证的情况看,梁王城极有可能就是历史上湮灭了多年的古徐国国都。一是文化堆积层厚得罕见。2004—2012年,南     

《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诗考释

元朝末年,在云南地方发生了一件带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唐、宋时期割据西南一隅的南诏、大理国余绪,入元后被封为大理总管的第九代主段功,因帮助元代镇守云南的梁王打败了农民起义军,得到梁王信用,梁王并将自己的女儿阿盖(原“盖”字有衤旁,今从省)配给他为妻。后来,梁王又忌妒段功,令阿盖以孔雀胆毒死段功。阿盖深爱丈夫,不愿下毒,并将梁王的阴谋告诉段功,劝其速回大理。但段功不信,结果终于被害。段功死后,阿盖写诗哀悼,不久也就愁愤而死。1942年,一代文豪、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根据这故事,写了有名的新编历史剧《孔雀胆》,遂使这凄惋的传奇广为人知,本文为叙述方便,亦借以名篇。     

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

建安二十二年(217)十月,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曹植的处境开始逆转。自此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即位,其间又发生几件大事,如曹植行驰道开司马门出、曹操欲遣救曹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以及曹操之死等。这些事件对曹植影响深远,是研究他生平思想所不可忽视的。但是这些事件发生之时曹植在何处?史无明言,后世学者的一些说法也似有可议之     

西汉中央司法官张释之的法律观刍议

司法官的法律观是贯通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政治法制路线与实际司法运作之间的桥梁之一。本文以西汉文帝时代中央司法官——“廷尉”张释之的法律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关于法的性质、法官角色定位以及犯罪与刑罚之间关系等方面的观念的考察,解析西汉初期兴起的复兴先秦文化运动及汉初统治者对“宽仁”之政的政治法制路线的选择,与西汉初期司法官的法律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探讨其实践意义。     

《孔雀胆》的主要得失新议

一 郭沫若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孔雀胆>的故事》一文,说自己已写成了一部四幕五场的悲剧《孔雀胆》。他在介绍这一故事时,还带有自己的主观评价。如说元末明玉珍农民军的明二即万胜部队在攻入云南中庆(今昆明)以后,由于“粮乏,颇事剽掠,于是便失掉了云南的民心。逾年,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出兵攻明二,累战累捷,直追至七里关,全师而还。”梁王甚感其恩德,奏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并以女阿盖公主妻之。后梁王听信谗言,命女以孔雀胆毒杀段功。阿盖泄密于段,愿与之同归大理,段不听,后被暗杀于通济桥。阿盖甚哀痛,作辞世诗一首后亦殉死。郭沫若赞颂段功“是一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豪杰”,“不是一位寻常的人”,认为“《新元史》既为梁王和阿     

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赖”

《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这是刘邦和他二哥比产业的一段话。后人据此认定刘邦原是一个“无赖”。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赖”呢?《史记会注考证》说:“应劭曰:赖者,恃也。周寿昌曰:亡赖,无所恃以资生,如今游手白徒也。《张释之传》:尉亡赖。张晏注:材无可恃也。应说是。”原来这个“无赖”,是没有产业可以依仗的意     

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司法主张——魏晋时期刘颂、张斐法律思想的比较

魏晋时期,是我国法律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法律学家。其中,以刘颂和张斐最为著名。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司法主张方面各执一说,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这恰恰与稍晚些的欧洲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司法主张的分歧相吻合。认真分析刘颂、张斐司法主张的差异及原因,对法律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刘颂生前曾任西晋的相府掾、廷尉、三公尚书,又转吏部尚书。“时人以颂比张释之”(《晋书·刘颂传》)多褒扬之语。张斐的生卒时期略早于刘颂,曾任过明法掾,为《秦始律》作注。     

台湾地区“物权法”新修正之评述

台湾地区“立法院”于2010年1月5日修正了“民法”用益物权和占有章。用益物权和占有章所修正的内容体现了法律现代化的要求。在用益物权章,修订了地上权的规定,鉴于土地立体利用之需要,增订区分地上权;废除永佃权的规定,增订农育权的规定;地役权章的修正非常大,鉴于需役及供役之客体已经从土地扩张至其它不动产,为符合这一变化,将“地役权”之章名修正为“不动产役权”;此外,关于占有的修正,增订了占有权利推定之例外规定;修正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等。     

古代云南的“梁堆”墓及其族属新探

“梁堆”,又名“粮堆”或“梁王堆”。一般三、五成群,高出地面数米或十余米。因人们不知道是古墓,故对此有不少神奇的传说。如《昭通县志稿》说:“梁王堆,昭城四乡皆有,似冢而大。传说古时有夷名马湖子据此,择高阜处凿穸以掩死者。每至清明日,其婿轮流垒土以为尽礼,接年如是,遂积成堆。”雍正《云南通志》也说:“粮堆在城东(宣威州)二里,世传武侯南征,至此乏粮,堆土覆于米上,以示有余。今遗址尚存。”     

工程款拖欠引发的法律思考

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已成为建筑业的"顽症",严重制约着我国建筑业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治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对策主要有:完善《合同法》第286条之规定;修改《担保法》第82条之规定;规 范政府投资工程建设。     

亦论无权处分——谈《合同法》第51条

<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引起了我国法学界对无权处分问题的热烈讨论.争论之焦点有三,一是无权处分概念;二是无权处分合同之范围;三是无权处分合同之效力.     

我国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规定了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包括向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之相比较,我国有关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尚存差距,主要表现在: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行贿方式规定单一;对商业受贿犯罪贿赂的归属规定不明;入罪范围比《反腐公约》窄。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修正罪名;完善体系;扩大贿赂的范围;扩大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焦点事件在推动行政立法时的地位

焦点事件往往能够推动相关行政立法,这种行政立法属于压力型立法,其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足之处,所以要区别看待。焦点事件暴露出技术性法律规范的缺失,行政立法应规定之;焦点事件暴露出对公民消极权利的法律保护有问题,行政立法可作规定保护之;行政立法保护公民的积极权利,即使有焦点事件的推动,也要全面衡量,谨慎为之。     

辽道宗其人

辽道宗耶律洪基,字涅邻,辽兴宗长子,重熙元年(1032年)生。6岁封梁王,11岁总领中丞司事,封燕王,12岁总知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进封燕赵国王。此时,兴宗虽没有明确洪基的太子身份,却已有立储之意,注意了对他个人品质和行为的考察,并对他接触和交游的人格外留心。15岁为其选傅肖惟信,他对惟信说:“燕赵左右多面谀,不闻忠言,浸以成性。汝当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有不可处王邸者,以名闻”。为加强对他的培     

《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

枚乘的《上书谏吴王》写于新生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理人吴王刘濞阴谋篡权复辟的前夕,由于刘濞不听枚乘的劝告,枚乘忿然由吴至梁,做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从。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弟弟,汉文帝分封他在梁是为了作为维护中央政权的屏障。《上书重谏吴王》写于野心家刘濞正纠结七国叛军举兵作乱之时,枚乘仍晓以大义,婉言规劝,希望刘濞及时醒悟,勒马于悬岩。儒法两家对待“七国之乱”的态度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从这两封信可知具有     

宗法伦理与汉代家系继承制度

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传世古籍未有具体记载,张家山汉简之《二年律令》所见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却多达20款。汉代家系继承法主要体现在爵位继承和户主继承上。张家山汉简律对家系继承关系的规定,展现出汉代家系继承制度之宗法伦理特色:一是家系继承以血缘亲等为中心,体现出家庭成员的身份等差;二是兼顾婚姻关系,规定了妻子的继承权;三是宗法血缘关系之入律是从立法方面开始的,也体现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家系继承法律规定与家系继承实践存在差异;四是父系血统关系是逐渐增强的。汉代家系继承法既以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宗法伦理关系,也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并加强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     

我国土地征收立法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土地征收的立法规制主要体现在《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对土地征收法定要件有相应的规定;我国土地征收立法在立法模式和征收要件的规定上存在缺陷,尚需反思;我国土地征收立法之重构既应采集中型立法模式,又必须完善土地征收的法定要件。     

我国土地征收立法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土地征收的立法规制主要体现在《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对土地征收法定要件有相应的规定;我国土地征收立法在立法模式和征收要件的规定上存在缺陷,尚需反思;我国土地征收立法之重构既应采集中型立法模式,又必须完善土地征收的法定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