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行政决策专家论证的制度价值在于提高行政决策科学性,防止行政决策的随意性和促进政府与公众互动。在制度运行中出现了专家失灵的现象,表现在专家角色严重错位、专家观点的理性局限和专家论证的过度参与。其原因在于专家组建机制和组成结构不合理、专家论证制度程序性规定缺失和专家权利义务规范性不够。我国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应从确保专家论证独立性、实现专家权责统一和确保专家论证有效性等方面进行重构与完善。     

政治秩序变动与区域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改土归流前后湘西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考察

自宋元至明清,随着土司统治的确立及改土归流的实施,湘西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剧烈变化,并对该区域的社会生活变迁产生了多方面深刻的历史影响。改土归流是湘西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由分散割据的土司统治转化为封建王朝统一的国家统治,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主体、社会生活内容及质量、社会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区域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主体性、结构性、社会性明显改善。改土归流对湘西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影响,折射了区域政治秩序变动与社会生活变迁的互动关系,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蕴义。     

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生成与式微

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在当时中西方政治矛盾尖锐对立、而港英政府采取“无政策”的政策的背景中,香港的文学语境既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是相对开放与自由的。这不仅要求作家具有较敏锐的政治视角,而且也为其创作思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此时的南来文人满怀被放逐的失意,在文学中展开了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梁羽生与金庸因家变等因素亦产生类似的心态。种种原因加之一定的“触媒”作用,他们终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但这一小说流派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社会记忆”的政治哲学分析

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可分为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时空属性是社会记忆的基本属性之一,伴随社会记忆产生、转换和消失的整个过程;不同的时空秩序决定了社会记忆的不同存在方式。社会记忆的政治之维包含两个内核：（1）社会记忆是一种话语权,这是社会记忆的静态内核;（2）社会记忆表现为一种权力博弈过程,这是社会记忆的动态内核。在政治哲学语境下,社会记忆的实质就是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对话语的掌控在整个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博弈;它不仅促进了社会从理念到事实本身的变迁,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式。     

专业嵌入行政：一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政府的行政特长与社会的专业特长可以结合到一起,构成一种新型的治理体系。该体系中,两大主体之间不是简单的加总或合作,而是呈现为一种有机的模式和结构,且其治理效果可以超出其中任何一种主体的单独作用。即使在社会组织依靠自身能力还不足以胜任之时,这种治理的模式依然可以走上前台,并为最终纯粹的社会化运作奠定基础。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竞争政策视角下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的应然建构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就其应然建构而言,至少应从价值目标、制度构建和程序运行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价值目标层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竞争秩序作为基本价值,这决定了维护竞争秩序是豁免制度的优先价值选择,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是其第二位阶的价值目标。在制度构建层面,以事先控制为主的模式选择和以个案豁免为主的类型选择应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在程序运行层面,豁免制度应以防止滥用为总体要求,严格的程序控制则是实现该要求的现实路径,包括启动、审查、批准和监督程序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循这一具体思路。     

关怀伦理视域下的社会正义

社会的法律、制度与习惯就如同该社会的行为或态度,如果它们反映或表达了那些负责制订和维持它们之人的具有移情的关怀动机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正义的。类似地,同样的评判也可应用于社会的经济制度。移情对绝对的不良处境有特定的敏感性。如果关怀伦理须在社会正义这样的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同情在一种以移情为基础的关怀伦理那里就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关怀伦理不必将其自身局限于个体性的道德问题,相反,它还能够处理那些涉及大范围的社会或国际性道德问题。     

社会史视野下的清代“抱告”制度研究

“抱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诉讼制度,属于法律制度的范畴。同时它又是诉讼过程中诉讼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建基于法律诉讼基础上的关系性内容。在历史学本位意识之下,“抱告”实则又是法律实践、人际关系、社会变迁乃至社会结构转变的内容,是社会史对清代乡村秩序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     

大众文化视觉表意实践与当代中国社会心态

大众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形态之一,对于视觉形象符号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视觉表意实践的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不仅直观地呈现了这一点,而且清晰地映射出当代中国的总体精神面貌和社会心态。这一过程既深刻揭示出当代中国在社会心态层面“有限度的自由意志”、“有限度的反思立场”、“有限度的规则意识”等一系列矛盾结构;又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在视觉正义、视觉伦理和视觉素养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形塑力。当代中国的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倾向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转型问题,亦可借此得到批判性与建设性并重的深度反思。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概念的法学界定——基于历史的分析进路

生态保护补偿概念是相关立法的基本前提,也是相关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生态保护补偿”是特定政策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产物,亟待以科学的认识论为指导,从多元化的静态分析路径转向动态的历史视角。发展至今的“生态保护补偿”一词,在法规政策中的表述或概念研究层面的理解,其彰显的“正外部性”补偿特性已获得广泛的立论支持,且被进一步认为是包含“发展利益受限”等其他各种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但“发展利益受限”没有被作为“生态保护补偿”的唯一特殊予以重点关怀而仅仅是点到为止。此外,总体而论,当前的概念认知仍停留在“对正外部性行为予以补偿”的传统认识论阶段——这使得所有产生积极环境效益的行为无法被区分。由于当前生态保护补偿的界定已然失之个性,生态保护概念必然无法有效解释并指导制度实践的开展。为此,很有必要基于新的理论基础对生态保护补偿概念予以再界定,旨在揭示其特殊的存在价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重构的理论基础为“私法层面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受限与利益弥补”。该定义一方面可以解释生态保护补偿的独特本质,另一方面能够指导我国各类补偿实践的开展。     

电视问政：公共新闻的建设性取径及其协商效力——以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为例

善政与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共识。在公共新闻事业的驱策之下,媒体问政成为“公共善治”的重要代议平台,其中电视问政最具典型性、仪式性、场景性和参与性。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是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典型代表。电视问政顺应了媒介社会功能的转型：它脱胎于传统客观性新闻,内生于公共新闻,又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诸多特点,从舆论监督功能到民主促进功能再到建设功能,既有所囊括,又有所超越。在注意力分散的智媒时代,以长视频节目形态“在场”的电视问政当前面临着观众离场、平台转场、节目融场的困境与挑战。在未来发展上,电视问政应向网络问政学习并与之融会,在新闻建设性等方面作出调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拓展意见表达的空间;在公共生活的对话与协商中,促进公众参与,拓宽民主广度,以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善治”代议平台、政民互动渠道、政府协商途径的功能。     

专家系统驱动的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基于F市创建禁毒示范城市的转译社会学解释

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稳中求进”的政治考虑下,结合技术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借鉴拉图尔转译社会学理论,对F市“创城”过程中专家系统的转译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转译行动的实施赋予了专家系统行动者的身份,由此编织起的行动者网络能够实现治理资源的流动并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形成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作为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创城”是在转译行动建构下的内部转型与外部适配的过程。此种寓技术治理于运动式治理的范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受到了专家系统的行动建构,将技术与政治进行了结构性整合,以使其匹配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现实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是采取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植物与文化：人类历史的又一种解读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正在于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人类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确保其成员有充分的食物保障,而且食物的来源主要得仰仗于植物。这将意味着人类社会一旦形成,就会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以人类社会的演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如果无视植物与文化的制衡互动关系,那么社会演进的动力及作用机制就无从得到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文本史料主要关注人类的活动,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活动,既不关注建构相关社会所依托的文化,更不会特意记载与相关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植物。这正是对文本史料的解读难以深入和切中要害的关键所在,但如果借助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社会要素的演进具有非等速性这一原则,确认与特定社会和文化密切关联的植物,其物种的延续具有无可比拟的长时段性,那么只需从文本史料中提取与相关植物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即令传承至今的文本史料没有正面提及植物与文化,其社会演化的动因和机制也可以得到复原,历史科学的研究也可以因此而做到另辟蹊径,取得意外的收获。     

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土司研究的对象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说明其本身是具备称“学”基础的。土司研究的状况,无论是研究的历程,还是当前发展的趋势,都显示出其外在条件臻于成熟。因此,土司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更突显出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     

传递文化表征何以成为可能？——基于云南西双版纳一傣族村寨的民族志考察

人类学以研究人和文化见长。在人和文化组成的人文世界中,文化通过不断地传递得以存续。人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环节和载体,在以文化表征的传递为主要方式的文化传递过程中,其心理表征以及该表征所指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动,从而使由心理表征外化而成的公共表征发生改变。这些传递过程中的变化与不变皆能统辖于文化表征本身,因此在网络通讯技术和新媒体高度发达的现实社会语境中,以文化表征的传递的视角理解文化的传递和嬗变就成为必要的可能。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合理经济增长率”的消解——一个经济伦理的视角

经济增长极限的仍然存在，说明任何一具体的经济增长率都是通向极限的阶梯。代际关系上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过份依赖于技术乐观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只是形而上的玄想，代内关系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只能衍生于单一的效率价值取向。这说明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伦理的应有视角里是虚幻的。人类必须在人口、科技、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制度结构方面建立起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观。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