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文化生态的局部失衡及其调适性重构——基于湖南通道阳烂村个案的分析

维护文化生态是民族文化永续发展的前提。文化生态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在长期平衡与短期失衡交替过程中,文化通过不断地调适或自适应民族生境的新状况,使得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重新协调,重构文化生态的平衡存在,并在新一轮平衡周期当中,实现该文化的稳态延续与发展传承。对此,阳烂个案的分析,提供了部分实证性说明。     

文化生态视域下湘西土家织锦的文化解读

湘西土家织锦色彩艳丽、构图巧妙、图形极富特色,应用到湘西土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湘西土家织锦以实物提炼、神话想象、生活情景以及直观的图形和文字为表现形式,在土家族的生活中扮演了御寒装饰、亲情传递、美好象征和宗教信仰等社会功能,具有图形抽象性、民族代表性和传承稳定性的文化特征,传递着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信仰风俗,在其艺术设计中融入民俗习惯,体现土家族喜“斑斓五色”的审美意识。湘西土家织锦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湘西土家族重要的文化载体。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倾斜性权利配置研究——以利益和利益机制为视角

在当前社会权利配置过程中,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性以及其他外部社会原因导致其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然而,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农民的正当利益为对农民进行倾斜性权力配置提供了内在的法律基础,使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现阶段农民增收坚持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农民利益诉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保护必须坚持“促生原则”,即通过组织促生、经济促生和主体促生来提高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实现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正当利益,从而真正实现农民权益的保护。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