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与公平竞争审查之实施

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使命,理解公平竞争审查基本原则时应对此加以考虑,尤其应处理好“竞争优先”与“竞争中立”的关系。某些国有企业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者,因此会成为公平竞争审查的责任主体,在此情形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应注意审查方式的选择,将国有企业的自我审查和竞争执法机构的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有可能受到公共政策的专向性特殊对待,这应纳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覆盖范围,同时也要求在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时给予特别考虑：一是在实体标准上应以合法性标准为核心,以合理性标准为补充;二是在审查程序上应借助利害关系人参与机制,发挥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制衡作用。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例外制度的适用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出于协调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考量,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设置了例外制度安排,允许实施具有限制竞争效果但符合规定情形和条件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相关规则抽象模糊,例外制度的适用存在滥用或误用的问题,有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效。当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已正式出台,但例外制度的适用在实体与程序方面均存在较多问题。为了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平竞争审查例外制度,在实体层面,应根据比例原则和附属限制理论明确例外情形和限制性条件;在程序层面,需要形成科学可行的操作流程和监督机制。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兼容性及其实现路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新设制度,与现有制度体系存在耦合与冲突。确保制度间的兼容是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整性、功能有效性及整合现有制度体系内在统一性的关键,因此,明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兼容性的内涵是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实践的应有要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兼容性将公平竞争的理念、价值、原则贯穿于现有制度体系,实质在于探究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点,以发挥维护市场竞争的能动性。从理念转变、体系衔接到制度保障的实现路径有助于实现制度间的协调推进及优势互补,最终促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有效开展。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法治推进——以规范消费券政策实施为引例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清晰等问题，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建构。以上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晰、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内涵与实施目标的认识不够明确，从而导致在实践中仍存在政府对市场主体过度干预、在相关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实施中忽视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以及因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产生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等现象，这在目前地方政府消费券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此，需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推进为抓手，廓清经济发展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厘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之内涵，明晰公平竞争审查旨在实现“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目标，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持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竞争中立视域下政府补贴的公平竞争审查路径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相互交织但又面临优先顺位的叩问。将公平竞争审查融入具有产业政策属性的政府补贴之中,有助于实现政府补贴政策的衡平价值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目前我国政府补贴与公平竞争审查不仅缺乏优先顺位和协同机制,而且政府补贴存在竞争扭曲、逆向选择、区域反竞争、实质反竞争等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政府补贴的竞争中立旨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明确政府补贴的原则性禁止,仅允许例外存在社会政策性目的的政府补贴,并面向最少受惠者(弱势市场主体和产业部门)的基本利益。故而,我国政府补贴应从经济政策性转向社会政策性目的,并且具体通过公平竞争审查范围的全覆盖、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合作模式、公共竞争审查程序的法定和阶段性、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实质化探索推进政府补贴与公平竞争的政策协同。     

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法律规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路径

我国的传统产业政策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和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缺憾。针对此问题，在推进产业政策向功能性政策方向转型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产业政策的权力干预本质、政策自身的内在缺陷以及政策手段的“侵害性”等限制竞争现象只有在法律规制之下才能得到较好的防范和控制。总体看，产业政策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路径，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立法、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的政府“自制”和行政垄断执法的外部监督三个方面。这三条制度路径在法律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完善。     

司法改革视域下的行政公正：问题、原因及解决路径

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主要是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行政公正则属于这个巨大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目前的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不公正行为时有发生，这是多种缘由造成的。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下，实现行政公正的契机得以呈现。同时，实现行政公正目标是司法改革成效的凸显和司法功能得以彰显的体现。在司法改革视域下欲求实现行政公正可以遵从以下路径：延展行政不公正行为的有限界定，构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制度、积极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不公正行为涉诉的独立审判模式等。     

慈善与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与政策选择

人是生活在秩序维度的，人的生命的价值，尤其是劳动力的价值，与处于不同秩序维度有关系。公共慈善也是如此。它有原始秩序的维度，也有扩展秩序的维度，在不同的维度里，有不同的价值。从特朗普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命运，可以见出慈善和慈善组织涉及到的不同维度秩序的冲突。更好地发展慈善和慈善组织，需要解决冲突，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论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

反垄断法无疑是以保护竞争为直接目标的,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蕴涵在保护竞争之中.虽然在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时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则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总体来说,它都要体现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就是通过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来实现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反垄断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质的公平正义.反垄断法的效率价值也就是基于其对竞争的保护.由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性所决定,这里的效率不仅指个别主体的效率,而且还着重强调整体的效率;不仅强调经济的效率,而且还强调社会的效率,因而是社会整体的效率.反垄断法的这两个方面的价值目标应当尽可能协调兼顾,在特定情况下确实需要选择出一个更优先的价值目标时,更能体现法律本质的公平正义目标应当优先于效率目标.     

论“双碳”目标下中国电力产业的竞争规制

在“双碳”目标的政策情景下,电力产业的低碳转型以及电力市场的竞争性转型成为中国电力行业发展转型的理性选择,电力规制体系应同步纳入多元化电力竞争性市场制度体系在产业秩序建构、竞争秩序维护方面的法律规制内涵。电力产业竞争性规制的价值定位应以区分相关产业环节是否具有市场竞争性为起点,在此基础上明确可竞争环节的市场秩序价值以及自然垄断环节的产业秩序价值,实现针对自然垄断所导致的市场势力与行政垄断这两个负外部性的有效规制。以此为制度理性,从监管法律、监管机构、价格监管3个方面对电力产业在竞争性转型背景下的规制体制实现协调完善。     

从高通案看韩国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新发展

以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KFTC）在2016年底对高通公司的处罚决定为标志，直接针对高通公司的闭合型反竞争商业模式课以矫正措施，从根本上遏制和消解了其反竞争能力和效果。KFTC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开放性生态竞争系统对促进创新与竞争的关键性与必要性，并做了规制实验。对比KFTC于2009年和2016年对高通公司的两次反垄断处罚，发现:（1）提高多维度合规调查的力度与强度；（2）提升反垄断调查程序的透明度与参与度；（3）运行系统性和持续性的矫正措施；（4）从单向度的规制滥用行为到多向度的促进商业模式的健康运行，已成为韩国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行动向度。中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新，亟需构建科学合理适宜操作的规范知识产权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系统与方法。在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创新的同时，促进相关市场上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健康运行，实现知识产权创新保护与公平自由竞争之间的整体性与时代性的结合。     

论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

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应加强董事的责任意识和完善董事责任的追究机制,同时也应设计相应的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机制,以适当减轻董事的经营风险,对其所从事经营活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文中从董事民事责任基础理论的分析入手,主要以美国对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制度设计为例,就异议董事的责任免除、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责任限制与免除、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个人赔偿责任限额以及诉讼费用补偿等方式进行了充分论述,并对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制度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同时,对是否引进作为美国董事民事责任限制与免除制度核心的商业判断规则也作了充分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对于促进我国构建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竞争立法与竞争秩序建构——以行政垄断规制必要性为中心

对竞争秩序概念内涵、竞争秩序建构可行性、转型经济竞争秩序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分析发现,发挥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和限制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是实现经济转型和竞争秩序建构的基本要求。出于行政力量和行政性安排在中国过度存在的基本社会现实,中国反垄断立法必须更多地从中国国情而不是西方现成经验中寻找制度的根基,行政垄断规制应当与竞争得以开展的基础制度和环境的确立、经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防止同步进行。     

执政合法性和科学性视界下的政治竞争机制

提高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是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目标。政治竞争机制建设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我们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科学性为出发点,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竞争机制。根据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侧重点的不同,正确划分选举型政治竞争机制和选拔型政治竞争机制各自的适用范围。在当前县乡层级的选举选拔活动中,我们应当从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的高度正确处理竞争原则与党管干部原则的关系。有关党组织应当改革干部任命制或变相任命制的做法,平等地支持党员干部积极自愿地参与政治竞争,同时坚持基本政治原则,严格保障和规范竞争程序与规则的实行。     

我国对外贸易反垄断豁免失当性分析及其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规定的对外贸易豁免包括进口豁免和出口豁免。进口卡特尔豁免的基础系竞争者保护优先于竞争保护,其不利于我国当前及未来进口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并有可能违反WTO国民待遇原则,应予以禁止适用。我国出口的卡特尔豁免规定虽具一定合理性,但必须对其中的“正当利益”豁免要件进行限缩性解释,防止对此条款的滥用并引起不必要的损害。     

高校核心竞争力探析

该文认为高校核心竞争力具有价值性、异质性、延展性、知识性等特征,提出了影响高校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大学文化、特色学科、现代大学制度,其中文化是基础,学科是关键,制度是保证,并从这三个角度提出培育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途径。     

再论竞业禁止

竞业禁止是保护商业秘密、维护公平竞争和自由择业的重要手段。为了平衡商业秘密、公平竞争和择业自由,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业禁止法律,用法律来保证竞业禁止。     

我国大学核心竞争力研究

大学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由制度体系、学科体系和文化体系有机组合而成的系统,这一系统的构筑及良好运行是大学获得竞争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目前,我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还很不足,为此应从制度创新、学科建设以及文化建设三个方面着手,培植和提升我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