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

“土司学”的提出以及推进的速度和力度需要总体考察与评估。“土司学”最初只是明清时期学校教育实体的名称,自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概念被阐发以后,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并取得类似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扶植、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等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土司学”推进的力度仍然有限,这需要在重视土司资料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视野拓展、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着力点上取得突破。     

近五年我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根据业内研究实际，从土司区的变动、土司政治文化结构、土司贵族的生活方式、土司政治文化互动及土司文化开发利用等五个方面对2002年至2006年有关土司历史文化研究论文进行了述评，认为近五年来，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     

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土司研究的对象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说明其本身是具备称“学”基础的。土司研究的状况,无论是研究的历程,还是当前发展的趋势,都显示出其外在条件臻于成熟。因此,土司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更突显出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近十年我国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十年以来我国有关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通过对文献分析表明,我国土司文化遗产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保护内涵、遗产现状、保护措施以及旅游开发、影视开发、产品研发等方面,研究趋势也呈现出由简单遗产介绍逐渐走向多学科理论融入,同时也表现出价值研究不足、创新性不够、研究视野狭窄等方面的局限。通过探讨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指出今后我国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的方向。     

主持人语

土司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目前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2015年中国的三处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之后,土司研究更是备受瞩目。作为土司研究的重镇,吉首大学的研究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2004年,他们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他们首次提出“土司学”概念,并为其理论架构的搭建进行了不懈努力;2013年,为给土司遗址申遗提供学术支撑,他们组织全校力量,编写了《中国土司文化丛书》（共十一册）。今天,为适应土司研究发展形势的新需要,吉首大学决定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土司文化研究”专栏,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研究、讨论的学术平台。这无疑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决策,我们衷心祝愿这个栏目能够长期坚持,办出特色,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精品学术专栏。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均涉及土司文化研究基本的理论方法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探讨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杨庭硕《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指出,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应以专制度政体的结束时间为参照,中国土司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宣告终结,“土司残留”并不代表土司制度没有终结。李良品《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以后,我国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更替,民国政府解除了土司的义务,各地土司的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完全丧失,这些均标志着土司制度的终结。还有尚晴的一篇题名为《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的文章,利用新的方法论,专门讨论土司后裔在土司制度终结以后,为唤醒家族记忆,重续家族“传统”而做的种种努力。 本期的三位作者,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在校的研究生。我们的栏目,不强调作者的资历,而看重文章的质量。欢迎海内外学者奉献佳作,共同把“土司文化研究”专栏办好。     

宁夏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文化景观保护利用的实践现状与优化路径

作为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物态体现和沿黄地区水利发展历史的载体,宁夏引黄古灌区灌溉工程遗产是黄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物质文化遗产/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结合体。基于其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景观保护与利用成为宁夏“建设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的重要抓手。田野调查表明,当前保护利用实践存在遗产文化内涵挖掘和遗产价值认知不足、遗产叙事及展示方式单一、文化景观及人居聚落挖掘不够、整体统筹推进与跨区域协调难度大等问题,需要从挖掘遗产价值、更新保护理念、创新保护机制及完善管理方式等方面加以推进。同时,从文化遗产学角度看,作为黄河流域复合型遗产类型,对其历史传承、遗产要素与价值、遗产展示体系与叙事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仍需学界积极推动。     

黄河水利遗产的构成与保护利用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是当前黄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系统总结黄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遗产的形成及其价值,分析黄河水利遗产的构成及其主要特性,进而提出黄河水利遗产本体保护、依托水利遗产推动黄河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黄河水利遗产保护利用能力与保障措施建设等建议,可以为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讲好“黄河故事”提供理论支撑。     

土司术语与“土司学”的概念体系

在土司制度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土司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术语有力支撑着“土司学”的学科构架,是“土司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基石。梳理土司相关术语,大致包括制度层面、土司群体与土司人物、土司时期的相关事件、土司地理、土司地区的社会生活、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土司遗址等七个方面。     

恩施土司城开发经营调查分析

恩施土司城是湖北恩施州城土家族文化的标志性工程,分析其景点的布局和经营情况,认为应从景点建设、经营环境、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提档升级。具体有建设土家风情社区;可组建以土司城为核心资产,以宾馆为配套项目的旅游集团公司,并赋予相应的管理职能,使其打造成为鄂西文化旅游之亮点。     

土司遗产多元参与管理模式探析

土司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其价值将会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保护和开发等管理工作也迫在眉睫。当前土司遗产管理的“一元”模式面临政府管理绩效堪忧、多元利益主体诉求无法满足的困境。土司遗产多元参与管理模式是由常态下的协商模式、事项下的激励模式、危机下的管控模式和探索中的活态保护模式构成的一个弹性开放的整体,同时要求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重视多元参与主体的重要功能和保证参与方式的多样性。树立协同合作理念、培育多元主体、激励融入与规范退出机制的建立、加强主体间协调和监督、防控危机事件、运用现代化管理方式以及借鉴其他世界遗产的管理经验是模式构建的有效路径。     

“以内驭外”：论清代土司城市建筑布局的政治文化倾向——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

土司城研究,系土司政治物态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上土司城的频繁搬迁折射了土司命运变化和土司区变动,从而使土司在建筑选址和城市规划设计上形成了迷恋风水、注重内外区分、以内驭外的政治文化倾向,建构了伦理型建筑体系。土司城市体系及其对外通道“官道”的研究,是剥开土司区神秘政治面纱和强化历史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现场感的关键。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以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对策研究为主旨，通过深入分析文化遗产本体和所依存区域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以及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本文认为，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于可持续发展。既要注重文化遗产本体的可持续发展，也要关注文化遗产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解决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

百色市是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市之一.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百色市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得到初步建立.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百色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还相对单一且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探索更丰富、更多元化的保护与开发模式,如影视保护与开发模式、小型专题博物馆保护与开发模式、节庆文化保护与开发模式,让百色市已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焕发出更灿烂的光芒,深藏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挖掘与整理.     

对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哲学思考——以麻将文化为例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对待文化遗产具有辩证统一性,兼顾历史性和时代性,倡导社会与人全面发展的和谐性,坚持文化遗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科学认识争议性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价值,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价值统一,精神和物质的价值结合,传承到创新的价值提升,糟粕变精华的价值转化。麻将在申请非遗保护中最具争议性,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来分析麻将,从文化哲学高度论述该争议性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问题,用文化生态学方法论考察其生存境遇,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对我国争议性非遗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