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互动”社区治理模式运行问题及提升对策——以南宁市为例

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作为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彼此之间的双向互动能否高效流畅是"三社互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以社区治理主体为切入点,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分析南宁市"三社互动"模式单向度、各要素角色定位不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与社区实际需求存在偏差、社会组织机构核心理念受政府导向、社工服务存在"量"重于"质"等问题,明确指出"三社互动"应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优势,确定权责边界;形成灵活的互动机制,避免过程行政化、形式化;社工机构应明确自己的核心服务理念,做到"质"与"量"兼得。     

“一核多元”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作用机制——基于宁夏银川市X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是呈现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重要标志,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主体体系成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实践。研究发现,作为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保护作用。其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方面,提升社区党支部星级、增加居民小区党小组数、增加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密度和成立业主委员会,均可直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另一方面,居民建立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区参与是“一核多元”治理主体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居民小区党小组、个体因素等通过促进以上两个中介因素间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应当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促进居民社区归属感。     

政府嵌入、社区整合与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 基于“制度—生活”分析

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成效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公共资源如何传递 到牧区村庄,又如何转化成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制度Ｇ生活”分析框架,从“制度”与 “生活”关系互动的视角出发,对西藏阿里 G 县牧民的集体化发展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发 现: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牧民社会“互动共治”的结果.地方政府强力嵌 入牧民社会,通过选派驻村干部、提供政策项目等方式,在尊重牧区生计模式的基础上,推动 牧民社会在集体制度框架内发生有序变迁.村集体承接政府公共资源,主要采取情感联结、 利益联结等柔性整合手段,将牧民集体化发展从“制度”形态引导到规范的“实体”形态,有效 实现了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在上述集体化发展过程中,制度与生活的持续互动,使牧民的 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牧民看到解决自身生存危机的可能,利益一致性唤起了对于集体 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此促成牧民集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坍缩分化与“模块式”应答：对城市社区“碎片化”的反思——兼论一种社区治理的视角转向

社区治理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研究对象类似但结论南辕北辙一直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本文认为,观点矛盾的背后是当下城市社区面临着两种“自然分化”,一方面,在高异质性的城市社区中,“趋同”的人类本能会在社区内部坍缩出各种“小团块”;另一方面,情感辐射递减的特性会让社区利益分化成为常态,因此城市社区并非统一和均质的概念,由此而产生类型差异和研究结论差异是必然结果,进一步细分为“模块”不仅可能而且需要出现在研究中。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运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与实现逻辑——以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公共治理中普遍且特殊的治理形态。中国强政府的治理需求与社会资源总量稀缺存在较大矛盾,运动式治理中如何实现资源的调配成为关键问题。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的案例与扎根理论相结合,聚焦出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要素组合及实现逻辑。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为四个方面：资源调配的思想动员、资源调配的激励构建、资源调配的载体形式和资源调配的组织协同;其实现涉及多个主体间的权限划分、资源分配及物资消耗,涵盖政府资源的整合及社会资源的吸纳,以及具有相应的权力架构与制度保障。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现代权变与制度隐忧——以苏北鱼村“一子两挑”的家庭为例

“一子两挑”是独生子女家庭在日常实践中为应对现实需求而形塑出的权变模式,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核心小家庭呈现出双系继嗣的制度幻象。然而户籍的分离和财产继承的身份边界将小夫妻割裂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将孙代的姓氏与财产继承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小家庭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夫妻小家庭因利益、感情、现实等因素避重就轻地游走在两家之间,父代被置于劣势地位,家庭养老逐渐向“管好最后丧礼”的形式化孝道蜕变。由此来看,“一子两挑”的婚居实践确实改写了男性单系继嗣的家庭制度,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隐忧,是否会转向双系继嗣制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电视问政：公共新闻的建设性取径及其协商效力——以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为例

善政与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共识。在公共新闻事业的驱策之下,媒体问政成为“公共善治”的重要代议平台,其中电视问政最具典型性、仪式性、场景性和参与性。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是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典型代表。电视问政顺应了媒介社会功能的转型：它脱胎于传统客观性新闻,内生于公共新闻,又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诸多特点,从舆论监督功能到民主促进功能再到建设功能,既有所囊括,又有所超越。在注意力分散的智媒时代,以长视频节目形态“在场”的电视问政当前面临着观众离场、平台转场、节目融场的困境与挑战。在未来发展上,电视问政应向网络问政学习并与之融会,在新闻建设性等方面作出调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拓展意见表达的空间;在公共生活的对话与协商中,促进公众参与,拓宽民主广度,以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善治”代议平台、政民互动渠道、政府协商途径的功能。     

基于LDA主题模型的自贸区治理政策文本聚类分析——以辽宁自贸区为例

聚焦不同时期辽宁自贸区发展建设的政策,通过LDA大数据模型对自贸区建设的阶段性政策文本进行低维主题集合,能够识别大规模文档集中潜藏的主题信息、主题强度及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比中央对辽宁自贸区的发展要求,能够准确发掘地方政策实施的侧重点与发展差距,进而识别自贸区建设发展的不足。研究发现：在主题强度上,主题间相似度较低且强度差距不明显;在主题领域上,政策颁布更侧重于行政审批、监管创新、项目建设等领域,而在投资、贸易、外汇管理、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等领域较薄弱;在主题结构上,行政审批、绩效考核政策主题针对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监管创新、政府信息公开、电子信息化服务主题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政策供给重点。基于此,需加强金融贸易、法治营商环境建设、人才引进、企业扶持等领域的政策供给。LDA主题模型;辽宁自贸区;政策文本;聚类分析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综合观

任何时代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都离不开社区管理的实践,而社区管理又离不开实施这种管理行为的主体。以此为线索,分析我国目前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发展状况,以及发展方向。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探析

在现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城镇化背景下,须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当前,社会组织已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着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绩效不理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以解决,以提升城市社区的治理能力。     

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以上海为例

协同治理是时代背景下旧城改造的应然模式。通过案例研究,探索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实现路径。参照Ansell与Gash的协同治理模型,通过对上海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的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和协同过程4个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现行的“土地储备”旧城改造模式中蕴含着协同治理成功的若干要件,但是依然存在着政府间协同效率低,社会企业参与渠道阻滞,旧区居民参与水平低等问题。从利益保障、组织再造、运作优化3方面重构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提出完善制度安排、加强府际协同、建立社会企业参与渠道、提高居民实质性参与水平的实现路径。     

治理与解决: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及现行解决方法

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重点探究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解决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与举措,前者包括对话和解、调解、仲裁、信访、诉讼及诉诸暴力等,后者主要涉及社区冲突化解、冲突调解、冲突管控、冲突处置和暴力强制等。一个共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与复杂化,大多数社会或社区冲突必须通过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或合作解决。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

自治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旨在形成网状社区自治结构。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重心下移的幅度远远超过其水平放权的程度。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治理民主是民主和权威两种不同来源属性的制度调和, 是通过公共权力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作用过程。天津市和平区为切实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以治理民主为目标指向, 以\     

社会经济：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探索

社会经济是一种区别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社会建设力量和资源分配方式,其经济发展方式嵌入社会的发展,回应的是人类与社会的需求。现代城市社区中,小区业主大会自主掌握社会经济管理权,维护社区的社群利益,推动社区邻里合作和日常化的民主参与,回应社区业主的共同问题和社区的发展需求。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经济能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提高社区参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有助于回应社区矛盾突出、邻里关系冷漠以及社区参与不足等城市社区治理难题。因此,社会经济成为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剂新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