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是解决中国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社会的诸多领域起到重要协助作用,在提高民众公民意识、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应提高思想意识,营造重视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规范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     

特大城市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机制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执政水平,同时又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基于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以社会组织的组织治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分析了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具体技术,操作型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建设这一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过程,以小额资助项目能力建设的实质效果为考察对象,从而提出了一种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可以从放宽注册登记管理制度,主动寻求与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持、重点培养潜在优秀的社会组织,注重地区性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网络的建设等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会/社区治理。     

社会治理:从理念到方法的变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我们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始终秉持"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必须切实厘清政府的职能边界,建立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必须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共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治理中社会参与失效及矫正

社会力量有效参与是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一个关键性议题。我国非政府组织、营利性组织、媒体、公众个人在突发性危机治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低效、无效和负效参与现象。社会参与失效主要源于政府长期过度占位、主体之间协同有限、媒体网络管理滞后和制度激励约束不明等。矫正社会参与失效，需要从加强联动协作、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建设方面着力。     

打好“社会组织牌”，筑牢“社区顶梁木主”

当前，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职能回归，社区社会组织在深化居民自治、承接政府能力，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湖南根据中央要求，按照“打好‘社会组织牌’，筑好‘社区顶梁柱”’的总体思路，在创新社区治理中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一些思考。     

扎根视角下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同时在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满足社区多元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组织如何深度融入社区,并与基层政府和社区居民展开积极互动,推动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围绕社会组织如何有效进入社区治理场域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关系嵌入是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肇始阶段的前置条件,认知嵌入构成了行动基础和行动主线,结构嵌入促成了新型组织结构形成并实现了治理模式的生产和维持,三者构成了嵌入过程的行动逻辑链条,进而丰富了嵌入概念的亚类和内涵,拓展了嵌入理论的解释边界。     

确立社会治理的三维视阈

笔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视阈,提出社会治理变革的本质在于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从强制型管理为主转向强制型管理与自治管理并举的状态;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方面应把握责任的"度",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协同治理方式的实施都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依据;在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制度化手段,组织、动员、协同、监督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责任;在社会治理机制构建中,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社会的治理与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因缺乏合理的制度性社会评价指标,因而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监控机制;由于对虚拟社会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虚拟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为此,社会治理主体应确立社会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维眼界与境界,建立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社会治理制度;理顺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设置专门的社会治理机构;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特殊人群帮教、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险预警、社会利益诉求、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综合服务等社会治理机制。     

嵌入与合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行动路径——基于"社区助残微创投项目"的个案分析

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全面深化社会组织改革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提供公共服务中.北京市政府在购买助残服务领域进行了较多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购买模式与经验.通过对北京市X街道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助残微创投项目"的实践进行解构,发现购买服务中存在着残联的"制度、项目、关系"等隐性控制型嵌入,社会组织会呈现出"资源依赖、追求量化、结构趋同"等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构建"培育式嵌入—博弈式合作"的政社关系秩序,以期提升社会组织承接力.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社会组织制约政府权力探析

现阶段,社会组织通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与政府合作共治、参与立法过程、维权等方式制约政府权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受政府社团管理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治理机制、代言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影响,社会组织制约政府权力的态度不积极、能力不强、制度化程度也不高。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制约政府权力的绩效,须创新体制机制,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自主性,提高社会组织参政议政与维权的积极性;改革人大、政协联系群众制度和行政机构公共政策决策制度,提升社会组织参政议政、制约权力的制度化水平与能力。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宗教接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宗教的社会性及其功能愈来愈发展,逐渐成为独立于政治和市场之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当下中国,多元宗教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首先,宗教组织正在成长为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主体,这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可能;其次,当代中国宗教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发展出服务社会的强大功能,这为它本身成为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阶段,进一步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现实。     

第三方文化: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精神支撑

作为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相区别的社会组织即社会第三方,在社会定位重新调整和社会作用逐步提高的过程中,要想成为真正独立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就应该形成自己的文化。第三方文化与行政文化、企业文化相区别并可以推动社会文化新格局的形成。第三方文化是社会第三方力量的精神纽带和行为价值观,是社会组织卓然独立和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精神支撑,可以促进第三方力量从制度到精神尽快走向成熟,为第三方在社会治理中找准管理定位,将第三方培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制度性关联的消解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体制发生了变革,税费改革前由较为完备的基层组织形成的村民之间较为重要的制度性的社会关联被消解,不仅造成乡村关系和干群关系的疏离,还同时造成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疏离,农民游离于乡村组织之外,成为分散的小农。评估制度性关联的消解所带来的乡村生活的分散化和冷漠化,是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改革,重建乡村社会的前提。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丙烯腈纺丝用喷丝头内流场数值研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专业嵌入行政：一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政府的行政特长与社会的专业特长可以结合到一起，构成一种新型的治理体系。该体系中，两大主体之间不是简单的加总或合作，而是呈现为一种有机的模式和结构，且其治理效果可以超出其中任何一种主体的单独作用。即使在社会组织依靠自身能力还不足以胜任之时，这种治理的模式依然可以走上前台，并为最终纯粹的社会化运作奠定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

针对中国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问题,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义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对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具有战略性意义,政府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和资源支撑。     

善治理论下社会组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员的监督,完成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这一传统监督体制存在不足之处.而善治理论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使得国家权力完成由威权政府向社会回归,而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政治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社会组织因为其本身的特点,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通过不同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从而成为我国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